Skip to content Skip to navigation

晓波获奖与中国未来

2011年01月27日

孔灵犀

一位年轻的活动家、发明家分享80后一代年轻人的历史使命观。

成长在新时代的我们,目睹着国家在经济建设上取得的巨大成功,体验着网络时代快速传递的信息与资讯,我们沐浴着生活中的阳光。广播、电视、报纸与新闻让我们憧憬,让我们怀疑世上是否还有更美好的地方。都市的歌舞升平、娱乐八卦与美日韩剧,手中不间断的短信、脸书与推特,我们仿佛是最幸运的一代,被宠坏的我们不关心国家、社会的发展,也因此被上代人认定是“自私、冷漠、不负责任”的一代。

可是懵懂的我们开始寻找生命的意义和出路时,却遇到各种践踏法律和文明准则的残酷现实。我们被胁迫适应着用逃避现实的空虚来装载教育的失败,或用加倍的勤勉来安慰不公下的绝望:多月的零薪实习只是为了谋得一份千元的工资,而饭菜的简樸、水果的奢侈、肌肤的粗糙、双唇的干裂都比不过几平米的压抑隔间中我们面对未来、面对恋爱、婚嫁、住房以及赡养父母的迷茫。

这便是我们的现实:看似新潮、风光的我们,当一个月青春汗水只能换来富人一个钥匙扣时,我们对国家发展的朦胧思考早已本能地让位於生存的压力和挣扎,这是因为上一代人的整体失败不仅给我们酿造了一个缺乏安全、公正的环境,失败者们还将其身的“冷漠、自私、不负责任”扣在没有话语权的我们身上。

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个世界——谁的冷漠目睹着我们挣扎在命运的迷途?谁的沉默造就了结石宝宝撕心裂肺的恸哭?又是谁的懦弱迫使我们用硝烟和愤怒来换取对逝者的救赎?我们在哪里找寻未来——什么样的智慧能引导我们面对现实的仿偟?什么样的努力可以重铸国家的富强?又是什么样的希望能让我们在苟且中迎接诗与远方?

“不关心时事”的我们在网络上分享着各种关於诺奖的消息、评论,与管理员玩着删、帖游戏。在批评者眼里,刘晓波只是动动鼠标不做实事的“花瓶”,他脱离实际的温和理念不仅得不到国家机器的支持,也让自己身陷囹圄,因此他的批评者们用令人发指的文革方式攻击他“没有敌人”的信念。刘晓波是一个大笑话,一个麻痹人的鸦片吗?

首先,从全球民主化进程来看,转型前当局镇压的残暴并不说明将来没有和平转型的机会。全球六大板块的七十多个国家近几十年来在经历民主转型前都有人被抓。不久前访华的米奇尼克也数次身陷囹圄,被判较长刑期。如果我们相信普世价值,了解和平转型的模式,从第三波民主化来看,1走另外一条道路才是不现实的——刘晓波跟“理想主义”没有关系。

其次,民间反对派中是否存在理性温和的领军人物将直接影响统治集团内部关於如何政改的激辩结果。从“苏东波”、印尼到南韩,政府、军方在老百姓风起云涌时都发生了态度上的巨大转变,这是因为在巨变前夕,各种力量都随着问题的深化并结合当前的条件去重新评估自己原来的立场和战略,大的集团也都会随着新的发展改变看法,形成新的互动格局。统治集团军政领袖温家宝、刘亚洲等人在语言本质上与《零八宪章》理念一致,也没有理由在未来不跟刘晓波互动。尽管温、刘及党内开明派此时无法主导政治改革,但刘晓波现在所受到的挫折并不意味着他的路线得不到国家最后的回应和确认。

最后,善意是良知与正义的保障,也是重建新秩序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基础,但这绝不是假定“没有敌人”的圣贤们可以轻易地宽恕暴行。历史上呼吁和平的英雄,往往不被理解,甚至被自己人杀掉,他们并不是真的出於无知或天真。在承担着迫害的代价时,他们深知迫害是存在的,但同时知道如果这个社会中没有一种善意的愿望作为基础,社会永远无法建立正义与和平的秩序。刘晓波用非暴力的运动争取国家支持他认为公平、正义的主张,希望《零八宪章》的宪政民主程序下的法律制度来惩罚犯罪、伸张正义,但他心中没有私敌,不把他的办案人员或让他坐牢的人当成是个人恩怨。在设计一个公正的程序去追究迫害者、违法者的责任的过程中,这种宽容之心恰恰是正义的希望与保障。

是什么原因让批评者们始终无法看到这一点?

每个人的成长环境、生活经历、所受的教育、所接触的人及所阅读的书籍等,共同构成了他在现实中的行动指南。我们可以理解刘晓波批评者们的悲愤之情,也不难理解刘晓波在研究第三波民主化后坚信《零八宪章》的意义与价值。

握有绝对权力的人,也往往握有巨大缺陷的行动指南,在拒绝让人民做出更换选择的情况下,错误的决策使整个民族蒙难。历史发展到今天,没有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会否定以下基本现实:为了最大化人民的利益,权力执行者需要向人民解释他们的行为和计划,并取得人民的信任与支持。为了最大化人民的利益,人民需要在资讯相对充足的情况下参与选择把决策权力交给谁,并选择何时更替不合格的权力执行者。

在中国,前几代人在疯狂与挣扎中摧毁了社会秩序,让文艺创新得不到发展。而七十年代末以来,“低人权”和破坏环境的方式换取经济发展已被证明是不负责任的短视行为。在人民无法更换失败的权力执行者的今天,腐败与践踏法律的程度日渐疯狂。这种发展模式已经演变成权贵精英集团直接掠夺普通民众的财富——无补偿的血拆,医疗系统唯利是图,教育系统乱收费,司法系统拿钱判案——进而演变成权贵精英集团绑架国家政权对抗公民社会发展的现实。

今天的现实不仅是决策者的失败,也是上一代人整体的失败。他们的失败深深地拖累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与发展(在撰文的今天,特指80-95年出生,现今15-30岁的年青人)。批评者们认为我们冷漠、自私、不负责任,却看不到今后是由我们来承担他们失败的后果。当现实的迷乱否定着哲学总结过去和指导未来的价值时,起传承作用的知识分子只有在努力改良现实的身体力行中才能传播并证实这些价值的意义。身体力行?我们至少需要看到睿智、前瞻性的工作,而不是失败者的自我炫耀或庸人般的抱怨与批判。

每一代人都有振兴中华的使命,其本质都是通过创新而让中国传承并实践着华夏古典文化价值,最终帮助振兴从中国辐射於四海的东亚文明。尽管随着历史环境的发展,每一代人的使命内容是不尽相同的。

上一代人的精神状态处於一个交错的时期:一部分人盲目乐道中国的崛起,一部分人在迷雾中碌碌无为,另一部分人则在痛定思痛中喃喃地把信仰西化视为走向富强的先决条件。可是今日中国并不在崛起——低人权、低环境的畸形经济发展模式与苏联一味追求军备的发展模式殊路同归。未来无论是底层人民风起云涌,还是政府主动改革,中国的民主转型不可避免。在此过程中,仅仅只是民族问题的激化导致新疆、西藏巴尔干化,我们这一代人面对的也许就是重建国家的重担——年轻的我们需要承担的局势不比一百年前年轻的胡适们更乐观。

然而人类文明发展到今日,若在近二十年内,全球所有热爱和平的力量能够共同努力在中国确立一个稳定的制度,当我们四十至五十岁成为社会中坚时,也许中国的崛起和复兴会真正到来。纵观历史,无论是公元前五世纪的古希腊,还是十五世纪的意大利,抑或是最近一百年的美国,出现全面复兴这种文化现象的前提是健康社会秩序下大众对真理与良知的探索和追求。中国真正崛起成为一个成熟大国的前提条件是我们用跨越时空与文明的视角去重新探索、批判性地重新审视并实践自己的精神价值与文化传统。只有一个文化上自信的中国才会成为一个具有真正创新活力的中国。当我们的年轻人还在韩流日流中向往着美国生活时,全球兴建孔子学院的中国无法迎来道德的回升和思想与文艺的全面复兴。

前几代人的疯狂给我们留下了异常严峻的考验。二十年后我们这一代人如何用大智慧去实践新的格局?如何改变前几代人用斗争方式所导致的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和更可怕的人心涣散?我们如何做出至仁、至信、至诚的努力去抚平国家的创伤并在全球化的体系下重建一个散发着弘扬古典价值和创造活力的和平秩序?相信实现民主就能医治社会顽疾是短视甚至是有些慵懒的思路,因为它仅仅只是复兴的几个最基本条件之一。

中国在历经百年的苦难和沧桑后,需要敢於探索和追求真理的一代人来继承东方的原道精神和西方的理性美德。只有我们深入不同群体,真诚地服务於他们的正当诉求时,人性中的善良和高尚才能抚平国家的创伤,并把大家纳入一个弘扬古典价值和充满创造活力的公民社会重建进程中来。恢复社会秩序,复兴中华文明,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

[作者简介]孔灵犀是一位青年发明家,1984年生於武汉,高中阶段因理念数次身陷囹圄,19岁被市政府授予“武汉地区十大发明家”奖章,2008年毕业於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自幼阅读文史,通晓六门语言,现暂居於纽约。

编者注

1. 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造此短语描述过去几十年中在60多个国家发生的某种民主转型潮流。这一潮流跨越了从1974年西班牙康乃馨革命到21世纪初前苏联和波罗的海国家的颜色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