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30日是唐吉田和刘巍被吊销律师执照10周年。2008年唐吉田和刘巍号召北京律师参与律师协会直选，因此受到迫害在2010年被吊照。陈建刚为此撰文，回忆跟唐吉田的相识相知及自己从商业律师转型为人权律师的过程，指出中共对人权律师的迫害无所不用其极，追求民主法治的律师们因此付出了惨重代价。 2020年是唐吉田律师、刘巍律师被吊销律师证的第十个年头，许多律师在撰文纪念之时也在提及当下，我流落海外，疲于学业，又要学习英语，事烦人懒，本来想逃责，但唐吉田律师、刘巍律师都是我熟识的朋友，尤其是唐律师，过从几乎贯穿我律师执业的整个过程。想想我还是要写一点故事，算是举轻明重，抛砖引玉。...

我突然变成了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我有自己的工作，我甚至都不关心政治，我下班回家就是带孩子。我相信我的先生程渊，他好怜悯，喜爱公义，追求社会公平正义，不该受到这样的对待。至于我，更是莫须有的罪名！

北京律师余文生的妻子许艳致信北京市市长和7位副市长及市政府秘书长，请求这些北京市民的“衣食父母官”对自己的市民遭受到的不公，立即给予保护与营救。信中说，余文生律师已经失去自由807天：他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被北京市国保人员强行带走，后被带到江苏徐州关押；案件于2019年5月9日被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秘密开庭，迄今未判；余文生律师被严重超期羁押，在关押期间从未被允许会见律师，家人不知其死活。许艳请求这些官员“当官能为民做主”：1、立即去徐州市调查余文生律师现在的身体情况、有没有遭到酷刑，并请给予家属答复。2、明确要求江苏省徐州市政府立即无罪释放北京市民余文生律师。3、...

有一种人，你不需要了解太多，见过之后，就可以知道他是一个值得信任和托付的人。戴振亚就是这样的人。他看上去是那种非常敦厚、谦和之人，说话做事亦非常稳重。不愿夸夸其谈，唯脚踏实地做事。像戴振亚这样的当事人，更需要让世人知道他们的理念与付出，毕竟他们才是我们这个社会里，有良知人群中的大多数。

朋友的先生回到家里，发现家里被翻了个底朝天，家喜的所有物品（手机，电脑，个人用品）都不见了。但是警察没有留下任何法律文书。朋友打来的电话，说派出所责备她先生不应走漏家喜被抓的消息，威胁不许再对此事出声，否则全家有麻烦。

香港行政当局会因这一判决提出上诉。但上诉之后无论结果如何，都要假以时日，更何况上诉失败后由全国人大出面，以“释法”形式否定香港的司法判决，也还需要一个程序性的过场要走。如此一来，习近平巴西讲话中所谓的“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如何“紧迫”得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