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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议人士

《法兰克福汇报》整版刊登了我的两封反对全球首例遣返政治犯杨伟的呼吁书。我坚持认为,将一个患有严重精神疾患的前政治犯送回造成这一悲剧的独裁中国,是对民主人权价值观的颠覆。
他走了,我失了一个朋友,一个老师,一个兄长。这种痛,是灵魂的抽搐。他为自由而战三十年,为生命自由、国家自由向死而生的奋战,必成为自由战士弥足珍贵的精神源泉,他思想的光影比生命更绵长。
7月17日,成都秋雨圣约教会牧师王怡的代理律师张培鸿前往成都市看守所申请会见未果,但从检察院得知,王怡案已于7月15日送检,除原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之外,又被加控一项“非法经营罪”;王怡目前瘦了不少,但是精神状态不错。 2018年12月9日晚,成都警方大规模抓捕秋雨圣约教会基督徒,教会创办人王怡牧师夫妇、长老、同工等逾百人被警方带走,其中半数很快获释,但许多人仍被关押几天到几个月的不等时间,王怡和妻子蒋蓉都被当局指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蒋蓉于2019年6月11日获保释后被监视居住,但王怡和教会其他4位成员仍被当局秘密监禁,不被允许会见律师。 王怡案信息更新 张培鸿律师 今天(...
刘晓波的去世是我生活中最大的遗憾和最伤痛的事。他试图以身作则化解共产文化造成的暴戾之气,他不断地在磨练锻造自己,就像一颗玉石,越磨越圆润光滑。他是一个勇者、仁者,有着基督徒一般高贵的情操,为了“大我”牺牲自己,被迫害致死,却始终内心没有仇恨。
民间人权意识的普遍觉醒,无疑是六四留下的最重要遗产,全副武装的军队和坦克镇压了手无寸铁的民众之时,醒目的人权大灾难刺痛了人类正义的目光,也唤醒了国内外的良知。一旦统治者动用暴力,其权威便随之丧失。六四大屠杀导致中共统治的道义合法性基本丧失。
中国公民社会一直处于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控制下,民间的抗争也会比以前更加艰难。中国的抗争者面临极大困难,所以他们尤其需要国际社会的关注跟支持,否则的话,中国政治专制只会越来越强,中国也会越来越变成对全球自由民主的威胁。
六四,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公共事件,事关无辜者的冤魂和正义的伸张、民族的历史真相和未来前途,中国人和中国政府不可能永远沉默下去,必须对此有一个公开交代,交代来得越早越好。
抗暴者们群体性的自卫行动主要发生在整个六·四运动从戒严到屠杀过程中,集中在北京地区。北京市民的六·四抗暴壮举第一次以法律档案的形式得以历历在目的记载。正是这些普通人构成了中国社会的沉默的绝大多数。如果他们被发动起来普遍地参与反共的民主运动,那中共的末日就真的来临了。
谭松一直在权力高压下坚持揭露历史真相的调查写作,克服重重困难,为此付出失去工作、甚至坐牢的沉重代价,但他始终没有后悔和退缩过,显示出一个良心作家的情操,其成果已获得广泛的认可。
以《炎黄春秋》为旗帜的中共党内民主派,被认为是“两头真”的群体,李锐先生亦为其中翘楚。我宁可认为这是一种历史现象,不希望它变成一种社会现象,因为毕竟中间有一段失真了。不幸的是,当下体制内外“两面人”比比皆是,“双重人格”已成社会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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