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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奎德:当代中国的反戊戌运动——2018戊戌年献词(图)

2018年0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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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六君子

120年前,1898,清朝光绪皇帝毅然下达《明定国是诏》曰:“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汰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再三审定,筹之至熟,甫议施行。……”

于此,中国开启了撼动中外的政治改革——戊戌变法。举其荦荦大者,计有:

•准许地方官与士民上书

•更改上海《时务报》为官报,创设京师报馆

•解除报禁(允许民间创立报馆)

•举办京师大学堂

•所有书院、祠庙、义学及社学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堂

•各省设高等学堂,府城设中学,州县设小学

•鼓励私人开办学堂

•设立翻译、医学、农、商、铁路、矿、茶务及蚕桑速成学堂

•派遣皇族宗室出国游历,挑选学生到日本游学

•废八股文、

•在各省设商务局、商会,保护商务,推广口岸商埠

•开放八旗经商的禁令,命其学习士农工商自谋生计

•倡办实业,促进生产。

•允许私人开设军事工厂

…………

戊戌变法,旨在变中国为君主立宪国家,汇入世界文明主流。惜乎国运不济,功败垂成。103天维新之舟,骤然翻转,宪政遽行夭折,百日维新,永留历史之憾。

然而,也正是自该年起,戊戌之火种,植入了中国的精神中枢。

120年来的戊戌主题及其变奏

今年,2018,又是戊戌年了。

两个甲子已经过去。中国的近代舞台上经历了多少轮回!以戊戌变法的视角透视120年来的中国政治史,人们发现其中充斥着戊戌事件的种种变奏。120年间的不少政治博弈,都可以找到与当年似曾相识的政治力量和政治逻辑。而在每一轮回中,都依稀可见自己的慈禧,自己的光绪,自己的康梁。

可以说,有一个基本的戊戌主题贯穿着现代中国的政治变迁。这一主题幻化成各个变形的“戊戌事变”。

这点特别明显地呈现在1949年之后的中国政治格局中。不幸的是,在多次博弈回合,常常是“慈禧”战胜“光绪”、“康梁”,即“后党”战胜“帝党”。

人们可能还记得文革中那篇毛的御用文人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清宫秘史〉》文章。那是毛泽东射向刘少奇的致命炮弹,是文革主题的宣示。文中毛泽东对光绪及其帝党的深恶痛绝跃然纸上,反衬出了他浓重的慈禧后党心结。在他的词典中,帝党亲西方开启国门而后党反西方封锁国门,是故帝党“卖国”而后党“爱国”(后来还加上了义和团)也。由是观之,除慈禧外,毛是近代中国最主要的反戊戌维新的象征符号。他在文革前整肃彭德怀及文革中整肃刘邓、林彪、折磨晚年周恩来以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若隐若现,我们不难瞥见慈禧与光绪的身影,作为一代代“戊戌后人”,他们联袂演出了一幕幕“戊戌”活剧。

我们记忆犹新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邓、胡、赵针对太上皇毛的暴政而启动的洋务运动以及半吊子戊戌变法。虽是半吊子——“曲折往复,进二退一”——然而,毕竟非止于百日,而是十年之痒,挠得神州风生水起。

之后,八十年代晚期邓小平与胡耀邦的关系,特别是邓小平在1989年与赵紫阳的政治决斗,更是一典型的活生生的戊戌政变重演。只是邓取代了当年的毛而摇身变为“慈禧”,于是轮到由赵紫阳来充当“光绪”了。垂帘听政的邓小平与名义上最高职位的“君”—赵紫阳,存在结构性困局,盖源于权力的名与实不符,以及权力和责任的不对称。所谓名实不符,系指最高权力的名义与实际是分裂的。它们不是统一于一人身上,而是分处于两个不同人身上。名义上的最高权力者是赵,实际上最高权力者为邓。但是,权力的运转自有它趋向名实相符的逻辑。光绪当年的“百日维新”,除了是其思想倾向的结果外,从权力运作的逻辑看,也是虚君(仅有名位者)寻求名实相符的实权的自然趋归。当年的赵自然也不例外。

中国近代这一系列“戊戌事件”的变奏,其幽暗的结局在心理上给了多数中国政客一个强烈暗示,即主张开国门睁眼看世界的“光绪”们多是悲剧性落幕;而闭关锁国的“慈禧”们却常常得手。对于后世政客而言,何去何从?结论不言而喻。

不难想象,习近平获得的正是此类“历史教训”。在这类成王败寇的心理暗示下习氏走向“慈禧”,亦步亦趋效法毛泽东的手段与路线。不过,他显然是忘了其老祖宗的提示:

卡尔.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曾说过,历史事变和人物,如果重复出场,那么,“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闹剧出现。”

毛对中国造成了旷古悲剧,如今习邯郸学步趋毛,致使一场旷古闹剧正在故国煞有其事地发疯出演。

当代的反戊戌运动

这正是现在进行时的带有习近平特色的“反戊戌运动”。

他的出演,镶嵌在一个大混乱的背景中,这是一个全球失去方向感的时代,也被称之为“地缘政治大衰退的时代”。不确定性空前高涨,已临绝境的意识形态死灰复燃,宗教极端主义再度肆虐。人类如此迷茫失路,是二战结束后七十多年来所少见的。

举目四顾,天下滔滔:恐怖主义笼罩全球,大英帝国走出欧洲,美国大选激活了两极化政治和民粹主义,俄国夺得克里米亚后,食髓知味,正在叙利亚上下其手,在乌克兰东进蚕食,汲汲于重温沙俄大帝国之梦。在北韩,饥民遍国,却连连轰然核爆,月月导弹上天,在中国,正在加强言禁报禁,封锁互联网和社交媒体,逮捕维权律师,整肃知识精英,加强党管企业,阻遏资本外流,回收企业家的财产,拆毁教堂,压制基督教;驱赶饥寒交迫的“低端”人口,对外则趁美国收缩之际加速扩张反自由的“中国模式”,以大撒币大外宣收买人心,以“一带一路”扩张 势力范围,以利诱和威慑双管齐下直指民主台湾,吞并之心路人皆知,以中央政府之威箝制香港,自由与法治在“温水煮蛙”中被逐步侵蚀甚至剥夺,以穷兵黩武之姿咄咄于南海,抓牢枪杆,填海造岛,剑拔弩张,与邻为敌,急欲重建历史幻影中的红色帝国……。光天化日之下,幽灵复出徘徊,圣战鬼影憧憧,烽烟四起,价值紊乱,环球失序。

这是一个正在复活冷战意涵、宗教极端主义以及国家主义重新强劲的历史阶段,亦是大混乱与大重组的过渡时期。过去天经地义的东西普遍受到嘲骂,二战之后确立的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秩序面临挑战,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尽皆彷徨无依,陷入迷魂阵中,不知出路,无所适从。

这种突如其来的态势,使正在焦虑于共产大势已去而挣扎求存于冷战残局的中共,乘隙而出,欲在全球乱局中浑水摸鱼,趁国际警察回家休假之机,穿戴起因失败而二十多年弃之若敝履的红色盔甲,浮出水面,以攻为守,填补秩序真空中的大佬位置。高筑“防火长城”,截断中国与世界的信息交流,掀起了一场暌违已久的反戊戌运动。以囚死刘晓波及拆除教堂为象征,把八十年代的“维新变法”和“洋务运动”的成果一一付诸东流,

由于完全经不起历史记忆的公开质询,由于执政“合法性”的心理支柱—经济发展的前景已日益晦暗,为保住早已不得人心的政权及其意识形态,目下习氏中共只剩下唯一的绝路——赤裸裸的暴力。此次反戊戌运动,鉴于危机深重,其垄断性的专横,甚至连过去二十多年因利诱拉拢而成的统治“铁三角”——权力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亦厄运连连。从民不聊生,进而到官不聊生、资不聊生和知不聊生。而在前期反腐中积累的底层民意资本,由于权斗真相的彰显已流失大半,更因对“低端人口”的野蛮驱逐而丧失殆尽。于此,权力基础愈加萎缩。仅仅留存的唯一权力后盾,是作为八旗子弟的部分红二代。然而近年也因受限于皇上的格局与猜忌心,其核心人物从喧嚣一时而渐入冷宫。至此,中南海已经弥漫着茕茕孑立之氛围了。

在这种危疑恐惧氛围的笼罩下,在权力逻辑的驱迫下,习对内实施比慈禧更恐怖的高压统治,封锁国门,封锁言论,四出亮剑,八方树敌。对外,亦效法当年慈禧,先是大反洋教;遇挫后又大撒钱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以缓解其政权面临孤立境遇。习近平三个半小时的十九大报告,坚持业已败落的共产党意识形态及其一党专政,祭出所谓“两个一百年计划”,号称共产党在中国要执政一百年,坚决拒绝二战以后以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为轴心的普世文明。使今日中国,宪政不仅未见踪影,竟然成为禁词。而早成历史笑柄的皇权崇拜,居然粉墨登场,再上庙堂。国事之荒诞,莫甚于此!而荒诞之日,必是末路之时。北京城内这类“四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指向的结论只有一个:中共已经罹患晚期癌症,无可救药。

目前世局的混沌纷乱对于乐观天真的历史进步主义者,犹如醍醐灌顶。实际上,以长程的眼光回溯过往,倒退、循环也是常见的历史状态,价值与时间并不总是相伴前行,有时历史并不总是选边站队与仁爱道德结盟。犹如此时此刻,正是一片迷茫,乃至黑云压顶。

然而,在纷纷扰扰的乱象下面,人的天性就已经麻木淡漠,一片死寂?当下的纷乱是否就是命定的终局呢?

就在换岁之际,就在全球自由民主衰退的喧嚣声中,从伊朗,这个身披黑袍面纱的反西方的政教合一堡垒,传来自由撼天动地的啸声。民间反抗从抗议鸡蛋的价格迅速升级为基本权利的呼吁和制度现的吶喊。千百万平日驯服的隐身的人们,如同魔术一样,倏忽之间冒出地面,洪流滚滚于全国。虽然暂时被镇压,然而,它揭橥的是一个最简单的事实:无论什么文化,什么宗教,什么地域,什么国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心不死,人性依然。它仍在地下沉潜滚动,一逢机会,就将破土而出,冲天而起。从东倒西,从南至北,无远弗届。

世事如麻,但天道仍在。值此礼崩乐坏、是非感、价值观与方向感晦暗不明的历史时刻,在中国,必须重溯戊戌精神的历代谱系:从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以降,至胡适、王国维、陈寅恪、蔡元培、储安平、鲁迅、梁漱溟、熊十力、钱穆、张君劢、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卢作孚、张东逊、史量才、邵飘萍、张季鸾、罗隆基、马寅初、傅雷、殷海光、雷震、林昭、顾准、遇罗克、蒋经国、赵紫阳、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望、李慎之、王元化、何家栋、陈子明、刘晓波.....;从戊戌维新到民国初立;从五四的突破,到西南联大的集结;从《申报》、《大公报》与《观察》周刊的惨淡经营,直至1957年春,1976年“四五”、1979年西单墙、1980年代、1989年天安门以及1998年以来自由主义复兴等各次民间力量的涌动……。

这是120年来来的戊戌之道,亦即120年前戊戌变法所开启的中国自由精神之流。它是万变不离其宗的“宗”,是千变万化中的“本体”,是不绝的火鸟之声中的“恒音”。恰如有智者所言:自由可能迟到,但绝不缺席。

“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这是120年前的《明定国是诏》黄钟之声。

当年的国是,是戊戌变法维新,是加入世界文明主流。如今的国是,则是薪火传至当下的戊戌精神,是屡仆屡起的康梁、光绪们的真正“中国梦”,是开启国门,进入主流国际社会的宪政秩序之道。这才是中国文明的伟大复兴。因而,拆除所有的柏林墙——网络柏林墙,言论柏林墙,信仰柏林墙,思想柏林墙,制度柏林墙,这才是中国唯一的最后救赎之道。

习近平先生,值此戊戌变法120周年之际,倘若你还残存哪怕一丝一毫的自信,请推倒封锁中国的墙,请摒弃祸国殃民的慈禧绝路!
 

——转自《纵览中国》(2018-01-12)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27期,2018年1月19日—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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