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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伟英:凄风苦雨忆故人——何家栋先生去世十周年祭(图)

2017年0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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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0月,重病的何家栋先生和笔者留影(作者提供)

 这一个八月十五,大雨滂沱,湿气弥漫;遭遇台风的上海,远离星光月夜,沉默于暗黑风雨中。这一个中秋夜,我独自骑车去打印教案,一路上,秋风秋雨灌进雨披,打在我腿上,皮肤上,裙角都湿了。这使我依稀想起,十多年前的往事,有过很多次,我在这样的风雨天,骑车上街配中药,治疗自己的咳嗽。那时节,我病休在家,喘息性咳嗽四年才好,依照一张上海名中医开的药方,照方抓药,每天服药两次。没事不出门,并不觉得孤单,反而很充实,因为我有何先生的来信可读,可期待。

何家栋先生是我的至交好友,我可以向他倾诉任何心事,任何想法。他对于我则是天南海北无不回应,无条件地理解我,关爱我。我和他之间一封接一封的通信,是文坛间一件湮没的掌故,通信的第二年,他就把我写去的信夹在来信里一一寄回,很期待我将来发表这些信件。那是何先生的遗愿之一,但是我至今没有动作。坦率说,他去世之时,我跑到小区门口广场上,心碎地看着跳舞唱歌的妇女儿童们,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现实:没有多少人关注到何先生的离世。哪怕是不存在绵密的思想控制,中国人依旧乐衷于享乐,多数不关心一个为国家理想献身的前辈思想者的辞世。我们都太渺小了,我和何先生在五年间的思想交流,在灯红酒绿、风雨飘摇的小时代,算得了什么呢。我们的探索,我们的成就,也许在后世看来,只是在于摆脱了待宰羔羊的命运,如此而已罢。

2001年秋天,因为替一本刊物组稿,我联系到何先生。我在电话里通报自己当时的笔名“林瑟”,他笑说,“哎呀,这都是化名,化名啊。我可是连你真名也不知道。”我不禁被他逗乐,就报给他真名“我叫严伟英,严肃的严,伟大的伟,英勇的英。”他记录了下来,轻笑着说,“小时候,和我一起上战场的女孩子,叫严伟。”那之后很多年,看到他自传,我才知道严伟是他的初恋情人,他对于我的独有青睐,很有些移情的成分。实则我在上海,他在北京,我只在他临终前和他见了一面,并无太多生活交集。但我总一遍遍想起他。在他辞世十年后的今日,我仍旧要说,何家栋是我见过最出色,最有魅力的男性,我无比怀念他。

我和何家栋结交那一年,他有七十八岁了。他在信里告诉我,他眼瞎,耳聋,没牙,不想见到我,而那时,我才二十八岁。多年后看传记资料,才知道何先生年轻时是英俊灿烂的美男子,革命路上,追求仰慕他的姑娘有好多。瞧,这就是青年时期的何家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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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何家栋)

通信起始,我知道他眼睛有一只是瞎了,他经常在信里告诉我“眼睛越来越看不见东西”,“恐怕真要全瞎了”。我一见到这类话,难免大哭一场。而我当时正因咳嗽喘息不止,在上海各大医院谋求解药,在信中略谈了这些情况,他每次回信,一开头就安慰我,找些关于过敏和咳嗽的报章资料寄给我,劝我好好保养。对于他的眼睛,我是毫无办法,寄过去一则关于蜂蜜对青光眼有益的报道,他说可以一试。但我知道不会很有效。

他的眼瞎是被运动整出来的。他是《刘志丹》一书责任编辑,被毛泽东批“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自此整得死去活来。文革中一个儿子被打死,一个儿子自杀。在一次批斗中,一个红卫兵从后面用板凳击中他后脑勺,那之后,何先生眼睛越来越模糊。文革结束后,被诊断为青光眼,有朋友提议开刀一试,在一只眼睛上做实验,结果失败了,他一只眼睛彻底失明,另一只眼睛依旧青光,视力越来越弱。

在半瞎的状态下,何先生写作了大量深刻文字。他笔锋敏锐,字迹清秀,信中有着整洁细致的温情。瞧,这是2001年9月11日他写给我的第一封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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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真正的硬汉,几次蹲监狱,屡败屡战,这都不说,任何时候都保持着礼貌,即使是病入膏肓,肺癌使得他连续一个多月无法入眠,咳血不止,他依旧可以礼貌地接听电话,思路清晰,“喂,你好。”他平稳地压着声调,到辞世前两天还是维持着。“我现在其它都好,就是胸口很闷。”一直到去世前一天,模糊弥留,再认不出人来,他终于是模糊了这些做人的信念,无知无觉地睡去了。

我去探望他,那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面。看他从卫生间里出来,昂首抬头,腰板挺直,从容迈步,此时他接近全瞎,只看得到眼前小范围光晕处的景象。一个多月来咳嗽无法平躺,只是间歇靠在叠起的被子上小睡片刻。据他信里说,他这是多年在政治运动中挨整后的自动反应,走路昂首挺胸向前,别人就叹服——何家栋这人,怎么就整不垮呢!我看着这腰板笔直平静的盲老人的背影,有些恍惚,这是血肉之躯的八十三岁老人在肺癌晚期的姿态吗?真真神一样刚强。

十年后,翻看何先生的来信,发现他给自己的标签竟是“待宰羔羊”。

“我们都被驯化,以做驯服工具为荣,就这样,还得整得死去活来。那时户口粮票都在人家手里,不跟着转实在也没有别的法子。你要玩理想主义,不玩怎么办?所以我并不觉得这个理想主义者有多高贵……你见过农村宰羊么?把一只羊的头按在木墩上剁掉,下一只羊就乖乖地把头放在木墩上。猪会逃,羊是不会逃的。我们就像羊一样温顺。没有这么温顺的一群,革命怎么能胜利呢?”

“像我这样的小人物,随大流翻翻滚滚,能值几何。一场大革命,就是由这些小叶小草汇成的,一场大风,哗啦哗啦响,直像马克思说的,有英雄而无业绩。不过是给‘革命’这个精灵壮一壮声势罢了。好像我们从来就没有为自己生活过。”

何家栋去世后七年,其大名终于见天日,出现在百度百科上。记录者敬称为“中国当代杰出的出版家、思想家、作家。思想界的标杆。”这些评价相较于同时代众多浪得虚名者不过分,但我觉得很陌生。何先生不喜欢过誉之辞。他在信里说,“我心里是不大看得起文人的。有一点常识就叫思想家,写过几本叫‘书’的东西就叫作家,你说这样的文人有什么意思?”

站在历史上的大时代上看,我看得到何家栋。他真的只是羊羔群之一员。这批羔羊不简单,被荒唐年代裹胁着,搭起一架又一架绞肉机来,发动一次又一次运动,革命吃掉自己的儿女。有一个叫何家栋的羊羔倔强地跑出屠宰场,侥幸逃生,在一路上他带走了几个同类。没能救到大势,倒是和一些幸存者结群。期间有成员牺牲,包括他的二子一母。最终,他在野外憩息了,把流离探索的一生记录在纸上。他仅是一只不甘沉默的羔羊,喊过几声,帮过一批羊。如此而已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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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家栋手记

如今距离何家栋先生去世,有十年了。

我该怎样表述我这位忘年交的丰富个性呢?用我的心,我的笔,我触摸到他的灵魂。他具有幽默的智慧,灵敏的情商,硬汉的气节,礼貌的修养。是的。但不止于此。更是他那份常存天地的正直善良,无微不至照顾同道的赤诚爱心,让亲友们久怀感念。

从一开始,我就知道他的电话受监听。当时我对国安极怕,心中恐惧,在电话里不敢多说,一有想法就写信。后来发现,他的习惯是绝不牵连他人,和人交往之先早有安排。他十五岁起即是地下党员,有烧掉书信的习惯,用他的话来说“随时可以出逃”;但我写给他的信他舍不得烧,就一一寄还给我。慢慢发现,他这种保护朋友的习惯是超越党派主义之争的,只要是为朋友,无论左中右派,他都敏锐细致地维护。

陈子明坐牢十三年,后期保外就医,在家里服刑,一个班睡他家楼下。陈收到何先生托人转来的纸条,上面一般是何先生写的题目或框架,陈就打字写文章。陈子明在服刑期写作大量社科类文字,这其中包括发布在网络上、引起我关注的《今日中国的左派光谱》。陈当时笔名王思睿,属服刑人员,发表作品归功于各方帮忙,一旦有媒体来联系作者,何先生就出面顶着。那时何先生对我说:“我就是王思睿。”我震惊,看文风犀利透彻,不像七八十岁的老人写的。陈出狱后,何先生直言告诉我,“陈子明就是王思睿,那时候在坐牢嘛,我也是王思睿。其实你该看得出,哪些是我写的,哪些是他写的。我一般出个框架,他看书多,文章里有旁征博引的文字,那都是他写的。”后来我和何先生合作一篇文章,终于领教他的老辣深刻,乃是署名“王思睿”文章的思想根基。何先生去世后,陈子明的公开学术文字多显得思维松散,迥异于两人合作时期。

何先生临终前彻底放弃了对“王思睿”的所有权,把这一笔名的荣誉,全部让给陈子明。去世前在病床上,他校订了自己的文集。人一去世,印刷厂就被查抄,还连累丁东夫妇和另一位编辑被抄家。一年之后,《何家栋文集》正式出版,我看收录的文章,当年引起震动的《今日中国的左派光谱》不在其中。多年来,他和陈子明的文章混淆在一起,他在临终前解决了这件心事。以我对他的了解,这次的校对文集,半数还是出于对合作伙伴陈子明的维护和谦让。

陈子明是著名民运人士,晚年何家栋的名字常和他联系在一起。外界就盛传何先生是自由主义者。何先生不认可。他在信中说,“我从来没有说过我是自由主义者,与民运分子更不沾边。我自认为我是主张和自由主义结盟的马克思主义者,或曰党内民主派。”这是他对自己的定位,非常清晰。他和小自己一辈的陈子明结盟,其实二人归属的流派阵营并不全然一致,他对陈子明的保护,就是对朋友的仁义,对战友的患难与共。他曾多次对我说,“我和陈子明的关系,就像鲁迅和瞿秋白的关系一样。”

鲜为人知的是,他也会维护反方阵营的朋友。我亲眼见到的一幕,是他临终前竭力保护刘亚洲不受牵连。当时还在位的刘亚洲中将,因为几篇国家战略的文字在网上成了红人,何先生抛出一篇《关于刘亚洲战略思维的问答》,对刘亚洲狠狠耳提面命。小一辈的刘亚洲挨了一顿批,并不动怒,表现出心悦诚服地受教,托人转送一套他自己的文集,扉页还题写了字句,“中国可以没有毛泽东,中国不能没有何家栋。”美誉之至。那天我在病房,看到何先生接电话,是记者高瑜打来的,高瑜在问送来的猕猴桃如何,要不要再送一箱来,接着问起别的事,何先生笑说,“刘亚洲?刘亚洲明天来。”但接着他气色变了,“……你明天也想过来?不要不要!你不必来!”放下电话,他啪地一拍桌子,把电话机都拍翻了,骂了句三字经,“嘴巴快,老是这样乱说话!(指他女婿韩三洲)刘亚洲来看我这件事,怎么能随便传。人家是在位子上的人,来看我这件事,多半是向上级请示过。怎么能随便外传呢。”继而,他又微笑灿烂,欣慰地握拳,说,“我早想好了,和他说什么。我要说,两岸需要和平,不需要战争!”

记者高瑜也是著名民运人士,一生中曾失去自由多次,现在又被关起来了。她是八九年《经济学周报》副主编,何先生老同事。何先生曾任《经济学周报》总编辑——这家报社在八九年陈希同的平暴报告上被点过名。何先生一直被认为是高瑜、陈子明等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同盟,刘亚洲要探望这位前辈,作为在职中将是要顶着一些压力的。鲜为人知的是,何先生竭力维护刘亚洲之心,到了非常敏感的地步。上述这段小插曲,我特意写在这里,彰显何先生并非世人简单认定的某一阵营的爱国者。他是博大热情的爱国者,是超越党派壁垒的爱国者。

刘亚洲来探过病之后,何先生当即关照家人不得将和刘亚洲的合影照公布,所有牵涉刘亚洲的信息概不外传。因此何先生辞世之后,在任何公开的资料上都看不到一星半点两人有情谊的信息。如今十年过去了,刘亚洲将军已经退休,公布此事对他应无妨碍了。我作为何先生晚年至交知己,自做主张公开这段插曲,我觉得只有这样才对得住何先生的赤诚。

何先生在党内外人缘有多好?有一件事可以说明。八九年政局巨变,公开的通缉名单上知识分子有七人,当时内部还有个名单,何先生位列其中。他当即躲到信阳老家避风头。不久,他的名字却从名单上消失了。原来是一位女前辈,即江青案主审法官甘英(原北京市委书记刘仁的夫人)到内部打听,“何家栋这人为什么会在名单上?”据何先生告诉我,甘英打听了一圈,都说不知道。后来上面就表态,“叫他回来吧。”于是何先生就回到北京。乍听这则神话,我不可思议。要知道,与他交好的刘宾雁、王军涛、陈子明等自由派知识分子,不是坐牢即是流亡海外,而何先生竟能常年在国内安居,毫发无伤!

实际上,共产党内很多老左派都维护何先生。他们和何先生所持主义不同,阵营不同;而情谊深厚,患难至诚。这全然是因为何先生重情义,得人心;用今日的时髦话来说,他不仅是情商高,爱商更高。爱商,即是一个人为他人着想的能力,也是一个人受人尊敬的资本。上述几则事例,只是何先生爱心善举之沧海一粟。作为一名长期受排挤的共产党元老,无论是对我这样籍籍无名的小女子,还是对多年战友陈子明,还是对仅一两次文字交情的新贵刘亚洲,他都尽可能在每一个细节上珍惜爱护之。因此他一旦有危难,常有人出手相助。在戎马倥偬的大时代生长起来,又在动荡酷烈的动乱中流离涣散的中国共产党人,大都慢慢蜕变成了苟且偷生一族;但何家栋却是个异类。他眼睛半盲,意志刚强,心灵纯净,礼貌斯文,生活清俭,笔耕不辍。这位长者魅力十足,谈笑间一室皆光彩,一室皆温暖。凡结交过其人的后辈,皆引为人生之深刻体验;而对于我,尤以为毕生之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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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我写这篇记念文字,不止是为澄清一些外界对何家栋的印象。何家栋去世才十年,我很清楚地知道,在思想界他已经成为过去式了。任何思想家在历史上都是过渡人物,除了春秋战国及民国期间,历史上绝大多数思想家迅速被世人淡忘,“一二·九”这一代知识分子尤甚。从顾准到何家栋,仿佛只是完成了一个从马列主义到民主觉醒再到传播民主的过程,而在世界思想史上他们寂静无声。这是那一代才华横溢而又生不逢时的知识分子共同的宿命。然则他们是我辈精神教父,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曾经接受何先生温暖惠泽的人,如今都老了罢。我也不再是未到三十的小姑娘,如今竟然算是中年人了。在很多年前,我和何先生多次讨论过国家民主化的前途,这些讨论在十几年后看来,只是过了过嘴瘾。我们不是当权派,也不是启蒙思想家,我们更像是梦想家。在何先生去世后,国家并未向着我们期待的方向发展,而是逃避了上世纪“大时代”那宏大的历史使命感,趋向于消解社会责任感,在电子技术、互联网技术和市场条件的培植下,明星的“脑残粉”,品牌商品的“狗粉”越来越多;社会进入了一个玩味个人生活、追逐消费享受的“小时代”。在这“小时代”,中国人似乎淡忘了不久之前经受的严重创伤,他们纷纷以自扫门前雪的急躁姿态投入到赚钱消费中。曾经受创的恐惧如影随形,跟在他们身后;他们苦苦赚钱,急急奔走,整日关注金钱住房,图谋在这崇尚物质的“小时代”中分得一杯羹。这就是目前中国人的状态。目前中国人很不关心过去的旧账,他们大都会说,那些会惹来麻烦和痛苦的陈年旧事,何必还要提起呢?

我只是一个小女子,这些都不是我能干预得了的。我只是怀念那个时代分离出来的异类何家栋先生。在上世纪,大众出于非理性的激情捧出了一位领袖人物,上演了一次又一次政治残害的戏文。在那样抹杀人性,互相践踏的年代,何家栋保持住天良,手上没有沾到血,也没有反攻倒算。在屡遭整肃之后,他主张战斗,也主张宽容。在他去世前一年,我向他提过,最好像洪森那样处置历史遗留问题,上一代的问题由上一代负责。他同意,并在民主派及民运人士中广为提及“不要煽动仇恨,要宽恕”。他的恕道似乎没起多大作用。但在我看来,执忠恕之道为贤者,行仁善之义为君子,何家栋这位君子贤者,竟是出生于动荡流离的大时代,成长于黑白颠倒的动乱年代,虽多次受迫害而至死仍处于马克思主义阵营,这反倒是上一世纪苦难岁月的罕见亮色。他以他的苦难和奉献荣耀了那个时代,荣耀了马克思主义群体。

而在这个中秋,风雨交加之夜,我想到孟子的话:“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哀哉!在这风雨飘摇、金粉绰约的“小时代”,可有几个类似何家栋一样的大丈夫?大丈夫气概,君子气节,今华夏大地十四亿,可有男儿幸存否?小女子痛恨无人可追随也,泪如雨下不自禁!

初稿于2016年9月,定稿于2017年2月

——转自民主中国(2017年3月13日)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04期,2017年3月3日—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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