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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素子:百岁学者周有光谈政治(图)

2017年01月24日

本刊按:周有光先生于2017年1月14日逝世,为纪念这位良知学者,我们转载周素子女士这篇2012年采访周有光先生的文章。周有光先生千古!

《中国人权双周刊》编辑部

 

中国著名文字语言学家周有光先生,今年已高寿一百零六岁,是身历四个朝代、精通四国语言的大学者。作家周素子和周有光、张允和夫妇有五十年的交往。因此,本访问带有聊天的形式。周先生一生不做官不搞政治,但是对政治问题仍有洞若观火的敏感。


周有光、张允和夫妇(左右)相敬如宾,也是学术上的知己。

新俄国史:列宁是德国特务

现在俄罗斯出版一部俄罗斯的历史,叫作《二十世纪俄国史》,还没有中文的翻译本,可是已经有中国学者介绍这本书,过去苏联的历史材料都是错误的,已经证明不是事实。这本书组织了俄罗斯四十个很好的历史学家来共同写的,他们根据公开出来的苏联档案。俄罗斯做了一件好事情,把苏联档案公开出来,莫斯科有三个档案图书馆,二十四小时都开放。

介绍这部颠覆性的《二十世纪俄国史》的是一位女性历史学家(李玉珍)。首先讲列宁是德国的特务,列宁从一九一五年开始,得到德国当局资助,在俄国进行革命活动,实际上充当了德国的秘密代理人。德国人拨出五千万金马克,约合九吨黄金,资助列宁革命,来破坏俄罗斯,这里面一件一件都是跟过去写法完全不一样,“十月革命”不叫“十月革命”了,叫做“十月政变”,这个变化很大。

前两天一个美国教授来看我,他说美国大学本来有一个课程叫做“马克思主义研究”,是选修课,现在这个课开不出来了,没有人选了,马克思的理论是错误的,马克思的预言完全失败了,马克思已经没有研究价值了。马克思没有看到资本主义,他写资本论当然是胡说了。马克思认为工业发展,工人越来越多,世界上全是工人,工人就统治世界了嘛。其实,像我们这种读经济出身的人一早就觉得马克思是站不住的。叶利钦这个人是了不起的。他说,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和专政的统治,其根本是否定共产主义,所以俄罗斯第一个否定共产主义。叶利钦说苏联的解体是俄罗斯前进的必要条件。叶利钦了不起,这个人了不起,现在普京没有他好。

问:如何保持这样清晰的记忆?你的阅读的习惯是怎么样的?

周有光:每天都读书。我是八十五岁才离开办公室,在家里以后就不做学术研究了,随便看书,随便写杂文,主要是看世界历史还有文化,中国人不大懂文化学。现在很多人说,中国了不起了,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文化的中心跑到中国来了。这都是胡说八道。我就根据国际文化学者的研究写了篇文章。杨振宁他搞物理学的嘛,他这个人人缘不好,在美国大家都讨厌他,他觉得在美国没有趣味就回来了,先到香港,香港请他演讲,他不讲物理学,他讲文化、讲语言文字,讲了一大堆错误的东西,一个大笑话!

我百岁以后衰老很迅速,首先是耳朵不行了,记忆力不行了,不过理解力还没有衰老。理解力要衰老那就不行了。

我们家被三次扫地出门

问:跟沈从文的老照片还有没有?

周有光:老照片都没有了,文化大革命,我们这种知识分子是共产党不要的,都送到宁夏,去劳动改造,叫做五七干校。等到回来呢,家里住的是造反派,他们搬走的时候,我们家里什么东西都没有了,连个废纸片都没有了。本来我家里照片多得不得了,一张都没有了。

我们家两次被扫地出门。什么叫扫地出门呢?就是家里面什么东西都搞光了。实际是三次扫地出门,第一次要讲我的曾祖父,他是反革命分子,清朝他反对长毛,就是太平天国。太平天国打破了常州城后,他就投水而死,清朝封了他一个官。皇帝每年要给我们很多钱,酬劳他的。

第二次,我们抗日战争逃到四川。苏州的老家由一个老家丁照看,他管得很好。我们本来以为最多三年要回来的,结果隔了八年才回来。等我们回来,老家丁已经不认得我了。家里什么东西都没有了,这是第二次扫地出门。

第三次扫地出门就是五七干校下放,反右嘛,反知识分子嘛。我还是非常幸运的,为什么?我是上海解放才从国外回来的,在上海复旦大学教书,我是搞经济学的。一直到一九五五年年底,中央举行“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叫我来参加。会完结以后,中央把我留在北京,在一个新的“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我说不行,我的语言文字学是自修的,不是我的专业,我是外行。领导说这是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复旦大学校长劝我改行,说这个工作是非常重要。因为当时要建设新中国遇到一个困难,就是人民都没有文化。那个时候百分之八十五都是文盲,复旦的校长也劝我,我就到北京来了。就此改行不搞经济学了。我是一九五五年底来的,一九五六年没问题,一九五七年就反右,反右不得了,上海两种人是重点,第一是资本家,一个个从高楼跳下来自杀,第二个重点就是经济学家,马克思主义它不要经济学家,只有政治经济学,最讨厌经济学家,经济学家知道共产主义的缺点。上海经济研究所的所长,我的好朋友自杀了,我在复旦的学生、好多博士生都受牵连,有一个博士生好得不得了,也自杀了。我都不知道,那三年时间是不能随便通信的。但我在北京改了行,不算我的帐了,上海好多经济学家没有讲错一句话,可是也变成大右派,因为你作教授不可能不写文章。你一篇文章,就是二十年监牢。所以我逃过了一个反右。四川话这叫“命大”。我的确是命大,在四川,日本人天天轰炸。一个炸弹在我旁边炸开,我没有受伤,旁边人死掉了。我们家是多少次被炸弹炸光。除了命留下来,其他的什么东西都没有了。我们经过最苦的就是抗战八年,所以文化大革命十年是比较轻的,无所谓了。财产的东西都是看得很轻。

如何看待中国经济腾飞

问:你是老经济学家了,你是如何看中国经济腾飞的。

周有光:今天许多人讲中国好起来了,经济好起来了,这是完全错误的,GDP不能讲总数的嘛。这就类似于毛泽东讲,我们一个人炼十斤钢,就比美国人多了嘛。我们人多,总量当然大,那有什么稀奇?(人均,每个人的平均)我们的平均比台湾四分之一还不到,差得远得很。稍微好一点点就拚命瞎吹牛,这是很可笑的。现在问题就是中国反对民主,共产党说民主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清华大学有一个学术讲座,里面有一个教授讲得很好,他说“不适合中国的国情,要改的是国情,不是民主!”

今年真奇怪,这两天阿拉伯伊斯兰教国家闹得不得了啊,好多国家,先是突尼斯、埃及,然后是也门、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巴林,越来越多啊,好多阿拉伯国家都在闹,起来要求民主。这真奇怪,民主两个字在他们国家本来是侵犯君主统治的,所以人家说民主不适合国情,最最不适合他们的国情,可是他们的群众都起来要求民主,世界都会变掉了。

问:你现在上网吗?

周有光:上网。我有一个很好的计算机在那个房间,我普通写文章就用这个计算机。

关于买美国债券问题

问:中国买美国债券对吗?

周有光:对的!发行要有准备,发行准备用什么东西呢?从前最好是黄金,可是黄金的问题就大了,第一是不方便,第二黄金的价值它不能跟着需要变化,所以黄金可以作发行的准备,但只能作一小部分。发行你要准备一种东西有价值的,在需要的时候可以立刻卖掉变成钱。所以美元,美国公债,最合算,也最靠得住。因为美国公债或者美元立刻可以变成你需要的货币。

朱镕基是第一个提倡要买美元公债的,许多人就骂他卖国。朱镕基说那请你来办。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全世界都是买公债,其他东西都次要的,因为其他东西没有那么大的量,没有一种东西可以随时卖出去,立刻变钱的,就只有美元是最方便。这是一个知识问题,你要反对你自己倒霉。这个美帝国主义是很厉害的!债券呢你可以立刻变成美元,从美元的角度来看债券不会缩水的,而且它的利息也是比较高。美元是会缩水,但也不敢缩得很多,缩得太多他自己不好,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美元是全世界通用的。

俄罗斯在苏联垮台以后搞得一塌糊涂,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卢布没有人要,卢布不稳定。莫斯科大学有个教授是我的朋友,他以前常常来,他说现在我们工厂稳定下来了,怎么稳定的呢?工厂发工资不发卢布发美钞了!真是可笑!因为在苏联,以前谁用美元钞票把你抓来就坐监牢了!而且俄罗斯人有了美元钞票藏在家里面,不放在银行里面的,他不相信银行,中国人有了美元钞票在银行里面了,许多滑稽的事情。

问:你平时电视看不看?

周有光:每天晚上看电视,新闻联播主要是看国际新闻,可是看不懂了,里面讲的话许多都听不清楚,耳朵不灵了。

最难忘的朋友是胡适之

问:你最难忘的朋友是谁?

周有光:最难忘的朋友是胡适之,他是我的丈人的朋友。其实他不能算是我的朋友,不过我认识他。我的老伴,还有老伴的妹妹就是沈从文的夫人,都是在胡适之的学校里面听过胡适之的课的。其他的朋友想不起来,朋友太多了。胡适之倒霉得不得了,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在美国不想回来,一个儿子很进步,回到中国来,结果搞死了。现在看起来,胡适之讲的话都是对的,他没有胡说八道。中国,今天最重要一句话,就是改革开放讲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哪里来的,胡适之讲的,是胡适之讲出来的,这是很值得敬佩的。像陈独秀这样的就不行了,后来搞共产主义搞坏了。中国共产党本来不是独立的一个党,是苏联党的一个支部,我们是属于苏联的,荒谬得不得了,可是那个时候谁也不会看到这个,历史是:说事后容易,看事前很难!

问:当时你也很激动?回来参加新中国建设。

周有光:不是很激动!因为我们经过抗战,那个时候我们青年都倾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因为国民党专制,国民党专制都从苏联来的,也是学苏联的。苏联那个时候很厉害,它一手抓国民党,一手抓共产党,很厉害的,害了我们,现在人家结论,中国的倒霉事情都是苏联来的,苏联是中国最大的害人者。

问:你认为现在中共的政策对不对路?

周有光:完全错误。中国一切都要改,假如不是和平过渡,就会闹武装革命,那是迟早的事情。连阿拉伯国家都在闹民主嘛。阿拉伯国家是女人的头发都不能露出来的,民主不是笑话吗?

问:那你对胡锦涛的和谐社会怎么看?

周有光:我不谈,因为不值得一提。讲到民主,人家问我,民主不好吗?一民主就要闹乱嘛。我说民主当然要乱,你怕乱你就不要民主。我讲个笑话,外国人讲出来的笑话,民主当然要乱,是美国最乱,乱到美国白人当中都搞不出一个总统来,搞了个黑人!乱透了!

对“嵩山四老”的评价

问:你如何评价“嵩山四老”。

周有光:冯友兰我认得他,我也很钦佩他。但他不是我的朋友,跟我不熟悉的。四老嘛,四个老头子,当中有一个跟我很熟的,就是魏建功。他是搞语言学的,是我很好的好朋友。四个老头子糊涂,可是这不能怪他们,这是在被压迫当中做出选择。罗马法是最早的法律。罗马法律有句话:在逼迫下做错的事情,是不用负责任的,所以不能怪四个老头子。当然他们也太糊涂了点。

许多人年老了之后糊涂,季羡林年老了之后也是糊涂的呀,讲莫名其妙的话,多得很。季羡林为什么那么受追捧呢?因为他是共产党员。我不是共产党员。国民党的时候我不是国民党,共产党的时候我不是共产党。其实国民党许多重要的人物都是我的好朋友,可是我不入党,我不搞政治。这跟张允和有关系,张允和也坚持要我不搞政治。共产党,我在抗战的时候就跟周恩来很熟悉,后来认识陈云,我们相处得都很好。共产党规定,你不是共产党你就不能做官,小芝麻绿豆官都不能做,一定要是党员。我就不要做官,我不仅不做,我也不兼任何行政工作。人事处老是跟我说,你兼个名义嘛,工资就可以加上去,你的工资加不上去就是你不兼行政工作嘛。我说我宁可少一点,我也不要兼。为什么呢?我要做学术,做学问需要大量时间,兼了一点行政工作,那么你的时间就浪费掉了!

六四后我跟政协完全没有关系

问:他们有没有拉你加入民主党派?

周有光:民主党派我也一直不加。后来胡愈之跟我讲,你跟民盟那些人不是都是好朋友吗?现在你什么党派都没有,不方便,你加进民盟吧。他说由他来介绍。我说好,那么我就算民盟了。其实呢,我又没有签一个字,我也没有付什么费,我也没有开他们的会,我跟他们毫无关系,但说起来,我是民盟的盟员。

问:政协过年会来看望你吗?

周有光:他们过年过节来看看我。全国政协是国民党统治的时候就有了,是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成立的,我一直是政协委员。可是现在,我跟政协毫无关系了。六四以后,要开一个重要的会议,政协秘书处的人跟我关系很好,偷偷地告诉我说,这次的会跟以往不一样,你去的话就要表态,政府杀了许多学生,你是同情学生,那你这个会怎么开呢?这个会就是要大家来捧政府的。我一想这个麻烦了。等正式来通知我开会的时候,我说我年纪老了,身体不好,就不参加了,从此以后我跟政协一刀两断。六四之后我跟政协是完全没有关系,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关系。

问:他们也没再寄东西给你?

周有光:看我们这样,他们也就算了嘛。一个人你在政治上面要很当心,差一步就不行。钱伟长就是糊涂虫,他做了右派吃了多少苦头。刚刚平反,不久就开这个会,他就去参加了。你既然去参加了,你就要讲国家的好话嘛,一讲好话就升官。结果呢,他还是说实话,那就得了个“副主任”!副主任就麻烦了,什么叫副主任呢?给你一所大房子,给你四个保镖,有了保镖,你朋友来都不方便了呀。他总算是聪明的,大房子不要了,就住在宾馆里面。钱伟长很倒霉,他儿子到了香港跟他断绝关系,女儿到了美国也音讯全无,这对儿女,一直到死都没有给过他音信。所以说,政治立场上你不能随便的,我是彻底的不搞政治。

季羡林不懂语言文学写书莫名其妙

季羡林应当说跟我很熟的,他也是政协委员,在政协我们常常两个人住一个房间。他在外国读了八年书,在德国学梵文。外国大学都有梵文这一课,中国大学没有。学梵文什么用处呢?学佛教文化,学了梵文你才能够看佛教的材料嘛。他的梵文是挺好的,可是回到中国来没有用处。中国大学没有学梵文的,中国人研究佛教不通过梵文而通过中文,什么道理呢?因为从唐代开始,中国人把佛教的经典都翻成中文。所以许多的佛教经典中文有,印度文都没有了,印度是失传了,中文里面倒有。所以你真正要研究佛教呢,要用中文典籍来研究佛教。对季羡林捧得那么高是因为他是共产党员,他捧共产党,共产党捧他。人家把他放在语言文字界里,他不懂语言文字学,写的书都莫名其妙,讲了许多错误的话,连我的学生都写文章批评他。(笑)季羡林被捧得那么高,可是他其实跟钱伟长一样,儿子来看他都不方便啊。一做官,你就倒霉了。

问:谈谈您的子女吧。

周有光:我的儿子周小平今年已经七十五岁了,在中国科学院,是搞大气物理学,也算是最高一层的叫做国际专家。我的孙女儿一家在美国,在圣荷塞。两口子都是搞计算机软件的。我这个家里已经四世,但不是四世同堂,而是“四世同球”,同样一个地球。

:你晚上几点钟睡觉?

周有光:晚上睡得很好,白天有空没有事也睡,每天睡觉时间很长的,睡得很好,没有问题。我对作息时间没有安排,累了就睡觉,饿了就吃饭,有精神了就看书、写文章。每天睡觉加起来要睡十个小时,睡得很多,这是健康的重要条件。

毛泽东一点现代知识都没有

问:你这个年龄在北京排老几?

周有光:东城区调查人口说,我是东城区年龄最大的。北京城市的变化很大,可惜早年被毛泽东破坏太多。假如按照梁思成的计划,老的北京城保留下来,加一加工,东面造一个城,西面造一个城,不要破坏原来的。破坏了原来的,这是很可惜的,已经没有办法了,这是毛泽东的胡搞。毛泽东有古代的知识而没有现代知识,你只要看看他家里面,他的书都是平放的,没有一本竖起来的书,表示他一点现代知识都没有。治理国家要现代知识,古代知识没有用,所以他在胡搞,把国家搞得一塌糊涂,搞到后来自己也没有办法了,死掉了。香港人说,中国大陆很幸运,第一是毛泽东死得早,第二没有儿子,假如来一个金正日这样的儿子那就倒霉了。

问:你见过毛泽东几次的?

周有光:在政协经常见,每次都拍了许多照片,而且放大了都给我挂着,我一张都不要。后来很好,被造反派都搞光了,我向来不挂一张名人的照片,我就讨厌这么一套,多得不得了,头头们的照片我都有。

共产党荒唐的事多得不得了

问:这张雕塑是不是就根据这张照片做的?现在放在哪里?

周有光:这个雕塑的原件做得比人高一半,现在常州图书馆。常州图书馆有三个人的雕塑,一个是瞿秋白,一个是赵元任,一个是我。他们还做了个小的,放在我家里。

问:你跟外国亲戚们联系多吗?

周有光: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差不多每年都要外国去好多趟。讲到外国去的事,我给你讲一个笑话,我刚刚想起来。五七干校回来后,没什么事情做,但是我很高兴。我就在家里面,把从前做的研究的东西,写成一本一本书。有一天,是一九七九年的冬天,领导来找我,说你赶快准备,下个礼拜你代表中国到巴黎去开会。我说我不想出去了,我的衣服都破光了。他说衣服破没有关系,你赶快去做新的,从袜子到大衣都做新的,做最好的,但回来后,都交给公家。好,要走了,派了两个人送我到飞机场,送到飞机旁边告诉我,你是联合国请的,联合国给你很多钱,所以我们不给你美元了。我上飞机一分美元都没有。又说“你皮夹子要拿出来,人民币不能带到外国去的”。我皮夹子交给他,我身边一分人民币也没有。人家就问我,你没有一分美元没有一分人民币你怎么敢上飞机呢?我说人已经到飞机旁边了,跨一步就进飞机了,你不进也得进嘛。不过我一点也不心慌,真的有点问题,我在国外还是有点关系嘛。我们的政府,荒唐到这等地步。出去回来剩下的外汇都要交给国家,不许留给自己。不仅他给我的钱要交,我在那里讲稿发表出来不是有钱的吗?也要上交。反正在国外拿的所有的外汇百分之一百都要上交!我们的国家共产党荒唐的事情多得不得了,我都觉得很好玩。

问:一起合影好吗?

周有光:好的。我的保姆叫我拍照要戴个眼镜,说戴个眼镜有精神!

——转自开放网(2012-01-08)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01期,2017年1月20日—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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