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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者提控告書要求偵查“六四慘案”

1999年06月01日

中國人權在此發表共有 105 名“六四”鎮壓時的受害者和受害者家屬向最高人民檢察院提出的控告書﹐要求立案偵查“六四慘案”的刑事責任﹐對包括李鵬在內應對慘案負責的高級領導人提出訴訟。他們除控告書以外﹐並提出新收集到的證據﹐說明戒嚴部隊奉命進行屠殺時犯下的罪行。

這些罪行包括 27 份署名的詳細證詞﹐其中 24 人是“六四”死難者的家屬﹐ 3 人是在“六四”時受傷。證詞描述了每個人被槍殺或受傷的情況。此外﹐還有一份名單﹐包括 155 名死難者和 65 名受傷者﹐其中的材料進一步說明瞭戒嚴部隊的具體行為。這些死難者來自各行各業﹐年歲最小的才 9 歲﹐最大的 61 歲。有些證詞是死難者家屬經過長期困難的調查後才取得的。

1999 年 5 月 17 日﹐張先玲( 62 歲)和蘇冰嫻( 64 歲)在北京向最高檢察院的一名官員提出了控告書和所有證據。這兩位婦女的兒子都是在“六四”時遇害的。 5 月 24 日﹐她們又提出了補充文件﹐留在檢察院的大門口。補充文件包括一份訴訟案情摘要﹐說明這些證據充份表明﹐按照中國法律﹐戒嚴部隊犯下了故意殺人和故意傷害的罪行﹐並表明檢察院有責任調查這種罪行。控告書要求檢察院立案偵查包括原總理李鵬在內發佈命令的諸人的責任﹐以及執行命令的戒嚴部隊的責任。控告書還指出﹐雖然按照中國法律﹐死亡的人不再承擔刑事責任﹐但為了充份查明真相﹐檢察院還應該調查鄧小平、楊尚昆等人所起的作用。

“六四”受害者在官方不斷威脅下收集到的材料表明﹐戒嚴部隊使用的暴力遠超過用於驅散手無寸鐵的群眾所需要的限度。他們不僅使全自動和用半自動武器以實彈對群眾任意掃射﹐而且用坦克和裝甲運兵車上的大口徑機關槍射擊﹐造成嚴重傷害。部隊在開槍前沒有提出任何警告﹐許多示威者在逃走時被槍彈擊中背部。證據顯示﹐部隊有時禁止撤出受傷者﹐甚至射殺前往急救的醫務人員。他們不准許一些醫護車在市內載運受傷者。醫院沒有事先收到會有死傷的通知﹐許多人因流血過多死亡。在一些案例中戒嚴部隊的殘暴行包括用坦克碾壓和用刺刀捅刺手無寸鐵的和平示威者。

戒嚴部隊的殘暴行為以及為了恢復“秩序”所使用的過度暴力都不是在當時情況下必須採取的﹐因此按照中國法律構成嚴重罪行﹐並且顯然違反國際人權法和人道主義法。日內瓦公約禁止攻擊平民和使用意圖造成嚴重傷害的武器。公約還要求軍隊在武裝衝突時讓醫務人員安全通過﹐以及確保撤出受傷者。

雖然國務院宣佈在北京戒嚴﹐但並不表示這些暴行符合國際法。即使按照中國法律﹐戒嚴令合法宣佈之後﹐也不容許這樣子肆無忌憚地殺害和攻擊平民。而且﹐北京的和平示威主要是要求尊重基本權利﹐因此無論按照中國法律或國際法﹐在北京宣佈戒嚴是否合乎中國憲法非常令人懷疑。

即使必須宣佈戒嚴﹐戒嚴部隊在屠殺時侵犯人權的行為也遠遠超過了國際法容許的範圍。宣佈戒嚴只是在國家處於“緊急狀態”時暫時停止一些權利(例如言論自由)﹐但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允許侵犯生命權以及免於酷刑或其他殘酷或不人道待遇的權利。

中國人權認為﹐“六四”受害者收集的材料表明﹐按照現有國際法﹐在 6 月那幾天中的行為模式已構成危害人類罪。因此﹐中國人權與受害者一起要求對發佈命令者和實施暴行的士兵提起訴訟。我們呼籲國際社會全力支持這一努力﹐使在中國一再嚴重侵害人權的人無法繼續逍遙法外。

“六四”受害者在丁子霖(她 17 歲的兒子在大屠殺中喪生)的率領下﹐一再要求中國政府伸張正義﹐沒有得到任何答覆﹐反而受到種種恐嚇威脅。現在﹐他們又採取了進一步行動。如果仍然得不到答覆﹐他們打算訴諸國際法﹐希望最後提出國際刑事訴訟。他們可以在一個專門審理危害人類罪的特設刑事法庭提出訴訟﹐或者在國際法院或在一個對危害人類罪具有普遍管轄權的國內法庭提出訴訟。

今後幾個月﹐中國人權將把這些證據提交有關國際機構﹐促成國際人權專家的共識﹐認 為證詞和名單所述罪行構成危害人類罪﹐如果中國政府當局對受難者家屬的法律行動加以拒絕﹐我們將在國際法下提起訴訟。我們也將尋求各國政府的合作在國際法庭採取法律行動。中國人權也將把這些證據送交聯合國有關機構﹐特別是人權委員會的各個專家組和工作組。中國人權決心通過各種途徑追究責任﹐直到將應為此負責者都繩之以法。作為正義、社會和解與真正穩定的第一步﹐中國政府必須承認﹐ 1989 年的慘案是對中國人民犯下的罪行。

這些家庭和個人為揭示六四屠殺真相而進行的艱苦努力﹐還不僅僅是為那些受難者們匡復正義﹐同時也是中國人民爭取自由、權利與尊嚴的鬥爭中極為重要的一環。本世紀各國的歷史一再告訴我們﹐政府對人民犯下的重大罪行總有一天會真相大白﹐罪行會得到法律的清算。中國人權相信六四的受難者們一定有得到公義的那一天。中國人權呼籲國際社會對他們給予支持和幫助。畢竟﹐幫助他們今天的鬥爭﹐也是為了在新世紀裡﹐在我們整個世界上建立起正義與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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