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議作家廖亦武給德國總理默克爾的公開信

給德國總理默克爾夫人的信

親愛的默克爾夫人：

遙遠地問候。

我叫廖亦武，中國底層作家，前不久，我的第一本德文作品《Fräulein Hallo und der Bauernkaiser： Chinas Gesellschaft von unten》由Fischer Verlag推出，由於深受讀者和評論界推崇，賣得相當不錯，Fischer Verlag正打算推出我的第二本德文作品，寫監獄生活的《我的證詞》。

之所以要給您寫信，不僅因為您是德國總理，在國際事務中有相當的號召力，而且因為您曾經在獨裁的東德生活過，也許被踐踏過，羞辱過，限制過自由，對我此時此刻的心情有某種感應。柏林牆倒塌時您35歲，我31歲，那年也發生了“六四”屠殺，我在當晚創作並朗誦了長詩《屠殺》，因此被捕，坐牢4年。1997年，我們創辦地下文學雜誌《知識分子》，首期封二和封三，刊登了兩幅激動人心的圖片，一是1970年，聯邦德國總理勃蘭特代表德意志民族，在波蘭華沙的二戰無辜死難者紀念碑前下跪、認罪、懺悔；一是1989年11月9日，狂喜的人頭突破了柏林牆。

作為個體，或許我們曾經在一段共同的歷史中？或許您經歷過的，也是我早晚、注定要經歷的？上帝真的很眷顧德國人啊。

由於堅持獨立的見證性寫作，我多年被嚴禁在自己的祖國公開發表一個字，更有甚者，我多年被嚴禁出國。我先後申請了10次護照，於2008年底，乘四川大地震的混亂之機，意外獲得，卻依舊出不了國門。

我有過在海關被扣押遣返的經歷。

最近一次，是法蘭克福國際書展，作為主賓的中國，派出了100多名官方作家，1000多名各類人員的代表團，以“文化奧運”的強勢亮相，卻只有我一人缺席。雖然我也接到正式邀請，是總部設在柏林的Haus der Kulturen der Welt的貴賓，被安排了朗讀作品、發表演講、演奏音樂的系列活動。

我的缺席──中國警方的阻止──被《南德意志報》曝光後，在德國社會激起軒然大波。感謝正直的德國讀者，我敘述中國底層歷史的書，被一再重印。可我高興不起來，這麼多年，難道只有通過這樣“短兵相接”的方式，我，以及我的地下文學的同道們，才能突破屏蔽，被西方所知？正如我的老友、文學評論家劉曉波，難道只有通過11年的牢獄之災，才能驚醒西方政壇、商界、知識界、漢學界與獨裁大國勾勾搭搭的利益美夢？

我們有文字的美感，歷史的恥感，藝術的神聖感，我們一點兒不比受中國官方推崇、又在西方大行其道的作家們差。因此在“法蘭克福書展缺席事件”剛剛收場，我又接到科隆文學節的正式邀請之後，就開始與警方一次次談判和溝通。我答應低調，答應儘可能避開當下的政治，只談文學、記憶和歷史。我在骯髒而曲折的下水道裡憋了50餘年，太需要透透氣，嘗嘗自由的滋味——到底是甜的？酸的？還是無色無味的？我充滿臭氣的中國肺，該不會不適應？或者挺失落？我下載了若干科隆的城市圖片，包括文字介紹：

科隆文學節每年接待客人６萬多人次，如今是德國最大的文學節。當被問及科隆文學節何以連續８年打破所有其他文學節的訪問紀錄，甚至科隆體育場內的一次讀書會以1.5萬名的聽眾人數載入吉尼斯世界紀錄時，主辦人克勒先生回答：“因為這個城市和地區的市民都酷愛文學。”

我還得知，我將被安排在文學節上朗誦作品、演奏音樂、與許多西方重要的作家交流和對話。特別是200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赫爾塔·米勒，也有在專制政權下忍辱偷生的經歷，閱讀她的作品，如同閱讀中國的現代精神史。我得向她請教“轉述的方式”，“初次越界和逃離”的心理感受，是否在竊聽或秘密監視之中，就無法寫作了？自由寫作和竊聽下的寫作，哪種更能激發變異的激情？

我還會提到德國電影《竊聽風暴》，片中憂傷瀰漫的《好人奏鳴曲》，真能感動地下室內的老牌特務？正如10多年前，一個叫曹建的失落的警察頭目，在夜半悄悄登門，聆聽我吹簫？

但是，政權並沒有因此而改變顏色。於是在前天，2010年2月3日中午，警察電話通知我，不准出國。我問為什麼，警察說上級的禁令還沒解除。我問上級是誰，警察說“不能告訴你”。我問上級在四川還是在北京，警察猶豫了一下，說在北京。

我閉上了嘴巴。我知道，我的祖國希望我永遠閉上嘴巴，像我書中描述過的底層人，被剝奪了踐踏了強暴了，還不能出聲——或者出聲了，人們也不會聽；即使聽了，也會紛紛勸你認命，勸你遵循“大家都無恥，你為什麼不無恥”的潛規則。是的是的，我的祖國希望我像絕大多數官方作家，思想和肢體被剝奪了踐踏了強暴了，還要努力遺忘，還要麻木地說謝謝，說這是審美的需求。因為妓女被嫖客強暴之後，只要給足了錢，再撫慰幾句“以後市場更大，賣得更好”，她也會說謝謝，也會說這是審美的需求。

為了一點點強暴下殘存的尊嚴及夢想，我給您——默克爾夫人寫信。懇求您關注我被阻止前往您的祖國，懇求您領導下的德國政府，運用你們的外交途徑和影響力，令我不至於繼缺席法蘭克福國際書展之後，再次缺席於科隆文學節。

不能再讓文學因強權而蒙羞。

購買過《Fräulein Hallo und der Bauernkaiser： Chinas Gesellschaft von unten》的成千上萬的德文讀者，還期待著我應邀準時在科隆露面；準備繼續推出我的第二本德文《證詞》的Fischer Verlag，還期待著與我分享不自由寫作和自由出版的感受。而我還期待著學習民主，學習健康地哭和笑，不再鬼頭鬼腦。

所以不管警察部門禁止與否，我將去德國大使館辦理簽證，然後購買機票，按時過關，為奔赴科隆作最後的努力。即使如他們事先警告過的，在海關被攔截，我也對得起我的德國讀者，以及一如既往支持我的德國媒體。

如果我如願，除了講真話，我也不會做任何損害祖國的事。也不會利用“被禁止文學”的影響，要求政治避難。我要千方百計地返回。因為我的寫作土壤和音樂耳朵在這裡，在億萬中國蟻民當中。不可想像，一個作家離開母語環境還能幹什麼。雖然老友劉曉波在10年前就給我寫信道：與這個聰明的世界相比，你和我就算愚人了，只配像古老的歐洲那樣，坐上“愚人船”，在茫茫大海上漂泊，最先碰到的陸地就是家園。

謝謝您讀完這封信。

盼望得到您的幫助。

我猜測，科隆文學節主辦人、Fischer Verlag，還有親愛的德國讀者和媒體，與我的想法差不多。

作家、詩人和藝人：廖亦武
2010年2月5日於中國四川省成都市的家中

2000年劉曉波給廖亦武的信

（2000年1月13日）

親愛的鬍子或禿頭：

夜以繼日地讀你的《證詞》，劉霞讀得快，我讀得慢。一目十行與逐字領會之間，你應該知道哪頭更熱吧。以後你再豬腦子，也該知道對誰應該坦蕩，對誰應該曖昧了吧。

與你四年的牢獄相比，我的三次坐牢都稱不上真正的災難，第一次在秦城是單人牢房，除了一個人有時感到死寂外，生活上要比你好多了。第二次8個月在香山腳下的一個大院中，就更是特殊待遇了，除了沒有自由，其它什麼都有。第三次在大連教養院，也是獨處一地。我這個監獄中的貴族無法面對你所遭受的一切，甚至都不敢聲稱自己三進三出地坐過牢。其實，在我們這個非人的地方，想有尊嚴只剩反抗一途，所以坐牢只是人的尊嚴的必不可少的部分，沒有什麼可炫耀的。怕的不是坐牢，而是坐過牢之後，自以為可以向社會討還血債，號令天下。

我一直知道“六四”後有太多的被捕者判得比我這樣的風雲人物重，獄中的條件之惡劣，非常人所能想像。但在沒有看到你的《證詞》之前，這只是一種感覺而已。《證詞》才使我能夠真實地觸摸到“六四”悲劇的真正受難者的心跳。我的羞愧是無法形諸於文字的，所以，在我的後半生，只能為亡靈，為那些無名的受難者活著。什麼都可以過去，但無辜者的血淚是我心中永遠的石頭。沉重，冰涼，有尖利的棱角。

《安魂》是一首真正的詩，比《屠殺》還好。

在《證詞》中對周圍的人，你有許多批判的審視，但有時這些東西與抱怨難以區分，可能是因為距離不夠，你個人的隱痛還在左右你的筆，這些地方需要再好好想想。還原生活只是一種奢望，但我們的文字必須有無限地接近這種還原的內在力量。

與其它共產黑幕中的人物相比，我們都稱不上真正的硬漢子。這麼多年的大悲劇，我們仍然沒有一個道義巨人，類似哈維爾。為了所有人都有自私的權利，必須有一個道義巨人無私地犧牲。為了爭取到一個“消極自由”（不受權力的任意強制），必須有一種積極抗爭的意志。歷史沒有必然，一個殉難者的出現就會徹底改變一個民族的靈魂，提升人的精神品質。甘地是偶然，哈維爾是偶然，二千年前那個生於馬槽的農家孩子更是偶然。人的提升就是靠這些偶然誕生的個人完成的。不能指望大眾的集體良知，只能依靠偉大的個人良知凝聚起懦弱的大眾。特別是我們這個民族，更需要道義巨人，典範的感召力是無窮的，一個符號可以喚起太多的道義資源。例如方勵之能走出美國大使館，或趙紫陽能夠在下台後仍然主動抗爭，或某某某不出國。“六四”以後的沉寂與遺忘，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們沒有一個挺身而出的道義巨人。

人的善良和堅韌是可以想像的，但人的邪惡與懦弱是無法想像的，每當大悲劇發生之時，我都被人的邪惡與懦弱所震驚。反而對善良與堅韌的缺乏平靜待之。文字之所以有美，就是為了在一片黑暗中讓真實閃光，美是真實的凝聚點。而喧囂、華麗只會遮蔽真實。與這個聰明的世界相比，你和我就算愚人了，只配像古老的歐洲那樣，坐上“愚人船”，在茫茫大海上漂泊，最先碰到的陸地就是家園了。我們是靠生命中僅存的心痛的感覺才活著，心痛是一種最盲目也是最清醒的狀態。它盲目，就是在所有人都麻木時，它仍然不識時務地喊痛；它清醒，就是在所有人都失憶時，它記住那把泣血的刀。我曾有一首寫給劉霞的詩：“一隻螞蟻的哭泣留住了你的腳步。”

我沒見過你的姐姐飛飛，她該是一個怎樣的女人，你的筆使我愛上了她。與亡靈或失敗者共舞，才是生命之舞。如果可能，你去掃墓時，代我獻上一束花。

曉波於公元二千年一月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