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為了保障和改善農民工的工作、生活境況，保障農民工子女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國家在戶籍制度、最低工資、集體協商談判、社會保障制度等方面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嘗試，也有越來越多的工人聯合起來，集體抗議資方的霸王條款，但對於普通的打工者，面對物價飛漲，城鄉戶籍制度待遇的差異，以及屢屢發生的勞務糾紛，他們的生活與10年之前仍然沒有多大改善。打工至少能解決溫飽，可它就像一塊雞肋，消耗了他們的所有青春，讓他們變得越來越膽小，沒有希望，也不敢絕望。
東莞南城步行街坐落於新城區中心。冬日，這裡行人稀少，各路品牌服飾安靜地陳列在敞亮的商店。巨幅廣告裡，女人裸露出曲線，男人西裝革履，賣弄著慾望與格調。步行街的對面，碩大煙囪兀然聳立，滾滾濃煙扶搖直上。錯亂的時空感。
偶爾，36歲的呂蓮娟會來這裡走走，看著模特身上的時髦服裝，有時也幻想自己穿上的模樣。但也僅是幻想而已。身上的外套，是花32塊錢在地攤上淘來的，已伴隨她度過3個寒冬。
她來東莞10年了。2010年以前，她在東莞南城一家電子廠的無塵室裡，日復一日地擦拭電子零件，悄然消耗著青春歲月。
呂蓮娟是數以億計的中國農民工群體中的一員。過去二十餘年，他們潮水般從各地農村湧向城市，湧向珠三角與長三角地區。他們聚集在城鎮，提供著最低價的服務；他們建造起城市的一磚一瓦；他們進入工廠，推動工業化工程，實現著中國的崛起夢。
1990年代以來，中國政府大力實行的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使中國迅速成為「世界工廠」。各國資本紛紛湧進中國，出口工業企業從珠三角開始發展起來。
這些出口工業的工人絕大多數是農民工。他們吃苦耐勞，夜以繼日出賣著最廉價的勞動，生產各式產品：從玩具、服裝、運動鞋到機械設備、電子產品甚至波音飛機、空中客車的零部件。「中國製造」走出國門，充斥全球市場每一個角落。
2009年，中國農民工達2.3億人，他們之中37.9%從事製造業。這一年，他們登上《時代》週刊年度人物榜。《時代》稱，中國經濟順利實現「保八」，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繼續保持最快的發展速度，並帶領世界走向經濟復甦，首先要歸功於中國千千萬萬勤勞堅韌的普通工人。2010年，中國產業工人再次作為一個群體，登上美國知名雜誌《財智》「全球最具影響力人物」排行榜，被稱為「世界經濟最強大的力量之一」。
1992至2008年，中國貨物出口額增長率高達19.6%，製造業創造了中國GDP總量的1/3。正是中國農民工支撐起中國的經濟奇蹟。
過去10年，「中國模式」開始被討論、被總結、被歡呼、被沾沾自喜。2008年，中國舉辦豪華的奧運會，向世人展現其高大的身軀。2009年，《福布斯》文章稱，廉價產品為中國積累了2萬億美元，中國開始了大規模全球收購行為，令世界驚呼：「中國太有錢了！」
然而，「中國模式」背後的農民工群體，他們的命運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2008年，中國人均GDP 已達3267美元，但最低工資標準的全國平均水平只有687元，約一半農民工的正常工資低於當地最低工資標準。國家統計局的調查顯示：2009年，農民工月平均工資為1417元，但這以超長加班時間為代價——每週工作時間超過勞動法規定的44小時的農民工佔89.8%。6成農民工沒有簽訂勞動合同。多數人沒有社會保障及福利，他們的權利被人為壓低，他們議價的空間被壓縮到最小，他們原子般散落在城市各個角落。
過去10年，這個群體始終伴隨著聳人聽聞的故事：切指斷臂、 跳樓討薪……不斷刷新人們對生活的想像，被關注、被同情；被窺視，被消費。
「東莞在劇變，但我們沒有變，」對於呂蓮娟來說，10年來，工資的增長如逆水行舟，物價的飛漲卻像脫韁野馬，而她搖身變成兩個孩子的母親，生活負擔日益加重。10年前，她和丈夫從廣西桂林的鄉村出發，來到這個世界工廠，埋進轟隆隆的機器聲中，推動這個國家邁向現代化。10年間，世界一日千里，呂蓮娟及所屬的群體，極少數人幸運而艱難地躍進另一個階層；另一些人，卻透支了體力和腦力，帶著一身傷殘，被拋回了農村。而她則如同沉默的大多數，在原點徘徊，接受命運，節衣縮食經營每一個日夜。
2000年，孩子才滿兩歲，呂蓮娟隨丈夫來東莞打工。當時南城步行街還只是一條臭水溝，要3年以後才建設起來。她在臭水溝旁邊的下潡村住了下來，下敦村的樓房當時還毫無蹤跡，她望著一片矮小丑陋的瓦房，心想，家裡的村莊真是比這裡美多了，只是那裡太窮了。
在廣西灌陽縣江口村，呂蓮娟一家3口人種著6分田，「根本沒法養活自己」，她說。大多數內陸農村遭遇著江口村同樣的貧窮。中國地少人多，人均耕地不到一畝田，實行家庭承包責任制以後，勞動生產率提高，勞動力大量過剩。1997年之後幾年，農產品市場疲軟，銷售困難，農業生產收入連年下降，還得上交各種沉重的稅費。青壯年農民無所事事，過著貧困的日子。
1998年以後，倖免於東南亞的金融危機的珠三角和長三角地帶，承接起產業的轉移。2001年，中國加入WTO，製造基地大量向中國轉移。這一年，日本通產省發表白皮書，將中國稱為「世界工廠」。世界工廠敞開了巨大的勞動力缺口，召喚著貧困的失地農民。2000年，像呂蓮娟一樣在城裡打工的農民工，有1.2億人。
在堂妹的介紹下，呂蓮娟進入東莞新科電子廠，400塊錢包吃包住。丈夫則在家具廠的流水線上，做油漆工人。兩人拿著不到1000元的月工資，花去120塊錢，在村裡租下了一間小房子。下敦村遍地是打工者，夏天夜晚，賣西瓜的小攤販把西瓜切成小片，一晚能賣上兩千片。出租屋擠不下太多人，少年都睡到門口、街上。夫婦倆的小房間只能放下一張小床，勞累了一天之後，他們偶爾躺在床上，暢想著未來。那時，他們還有夢想。
生活的艱辛在於，滿是未知和驚險。那時，每個農民工都要辦理暫住證、就業許可證、外出打工許可證，每年辦理各種卡證要花上三五百元。若是被查出沒有證件，就要被抓到收容所改造勞動。不僅要補辦證件，還要罰款兩百元以上。每一天，治安隊都要到村裡來查證，治安員隨意闖進他們的屋裡，搜查、抓人。一些孩子躲在窗簾後，他們連同窗簾一起扯下來。
呂蓮娟夫婦老老實實辦證交費，提心吊膽，總算平安度過那幾年。可她的老鄉則沒那麼幸運——保君三度被抓進收容所，譚大哥掏出暫住證，治安員接過後就將之撕成兩半。孫大叔因為操著和打架者同樣的口音，也莫名其妙被抓進收容所，不僅罰款兩百，還要被懲罰掃地、洗被子。
儘管早在2001年，有關部委便聯合發出通知，規定2002年3月1日，取消暫住費等不合理收費，然而，撼動限制著農民工流動自由的制度沉痾，則要等到兩年之後，一名大學生的悲慘死亡。
2003年3月17日晚，這名大學生走在廣州街頭，他因沒有暫住證，被廣州市黃村警方抓走。在收容所，他被腳踢拳打、肘擊棍捅，3天後，死於救治站。
事件經《南方都市報》曝光後，民眾憤怒聲討，3名博士、5名學者上書全國人大常委會，認為收容遣送辦法中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規定，與我國憲法和有關法律相牴觸，應予以改變或撤銷。6月，實行了21年之久的《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被國務院廢除。
大學生的墓誌銘寫著：以生命為代價推動中國法治進程，值得紀念的人——孫志剛。
2004年春節剛過不久，廣東、福建、浙江等沿海地區開始出現「民工荒」。由於農副產品價格上漲，一些農民工選擇在家務農，不願回到工廠，不願繼續忍受惡劣的工作條件。
這一年，國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發表《關於民工短缺的調查報告》稱，珠三角地區12年來月工資只提高了68塊錢，外來工月薪在600左右，長三角地區略高。工資不僅超低，需要以加班來獲取，還常被拖欠。政府工程是拖欠工人工資的最大禍首，僅2001年各級政府拖欠的工程款就高達660.75億元。中華全國總工會數據顯示，到2003年，全國各行業共拖欠農民工工資1000億元。
他們幾乎沒有任何社會保障及福利，直至「民工荒」的那年春天，農民工成為勞動力市場上的「緊俏商品」之後，政府才敦促企業為農民工支付法定的社會保險。
次年初，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研究部發佈報告稱，未來幾年，中國需要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創造將農民工轉化為穩定的城市產業工人和市民的制度環境。
2004年，因為缺工，呂蓮娟成了新科電子廠的正式員工。她有了工資卡。9月，她的底薪為440塊，加班114小時，再扣除16塊錢綠化費，最終能拿到1179塊錢。兩個月後，她開始有了養老保險。這突然的改善讓她開心了好一陣子。
每一天，她6點鐘起床，在6：50之前趕到無塵室的流水線上，開始清理磁頭，到了下班，通常已是晚上七八點，天已經完全黑了——她難以見到廠外的太陽。每一天都累得腰酸胃痛，可她心甘情願地忍受這一切，賺錢的唯一辦法是，加班、再加班。
此後幾年，工資緩慢提升著，直到2008年，新勞動法出台，底薪才被提到815塊錢。這一年施行的《就業促進法》規定，農村勞動者進城就業享有與城鎮勞動者平等的勞動權利。農民工的平等就業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同年，國務院加設新的辦事機構——農民工工作聯席會議辦公室，專責處理農民工事務。
好景不長。9月，金融危機暴發了。押寶於出口導向的沿海中小企業紛紛倒閉，2500萬農民工失去工作。他們大多數沒有得到任何補償，默默返鄉，或是往其他地方遷徙。
呂蓮娟所在工廠也遭到金融風暴的襲擊。2009年開始，工廠不再讓她加班。賺不到更多錢，她也「跟著感覺走」，跟著其他工人消極怠工，在正常上班時間，故意放慢速度，或者乾脆站著不干活。
當不滿情緒向生活蔓延之時，新的生命悄然降臨。2009年6月，肚子裡的小女孩已經4個月大了，呂蓮娟忐忑不安地辭掉了工作。她想起那個挺著大肚子上班的工友，竟然生下一個渾身烏黑的嬰孩，那孩子不久之後就死去了。4年前的一個早晨，她剛去上班，因為吸入過量消毒水，暈倒了。之後住院四十多天，除了醫療費，呂蓮娟沒有得到任何補償。她經常頭痛，她想那也許是工作落下的後遺症。
呂蓮娟孤獨地面對農民工群體共同的問題。他們不僅經常面臨工傷的危險，還佔據著90%職業病患者份額。有害的工作環境正在奪走這些他們賴以生存的最基本的資源，患上職業病似乎是家常便飯，維權卻是舉步維艱。
2009年，患肺塵病的河南工人張海超在維權無門後，只能跑到醫院，「開胸驗肺」，才最終引起關注，獲得賠償。職業病頑固的維權之門，因為一個農民工的悲愴之舉，才艱難地得以開啟。
呂蓮娟一家四口擠在下敦村一個小單間裡，兒子睡一張床，她和丈夫、小女兒擠一張。小女孩總是哭鬧，鼻涕滴答。沒有衣櫃，衣服都掛在兒子的床尾。房租一直漲，她在村裡輾轉換了幾個住處。這個幾平米的小單間，一個月要花去300塊錢。
陽台用鐵皮遮頂，鐵皮挖出一個洞，讓陽光透進這個潮濕的小房間。陽台一端用來做飯，一端是衛生間。下雨時，她就把小煤氣爐拖進房子，在地上做飯。
兒子王大順是去年接過來的。過去10年間，他都隨著外婆留在老家。為了省去春運的費用，夫婦倆也從未回家過年——來回的車費要700塊錢 ，是平常的兩三倍，過一次春節，要花去一兩個月的工資。如今兒子長大了，外婆漸漸管不住他。呂蓮娟害怕他像村裡其他留守兒童，去網吧上網，沉迷於遊戲，或是像那個14歲的孩子，吸毒過量而死於非命。
因為戶籍制度，農村戶口的王大順沒法享有城市的義務教育。到了東莞，他只能在附近的農民工子弟學校就讀。一年的學費將近5000塊，她退回來的社保金，只夠支撐他讀兩年書。
辭去工作後，一家四口都要靠丈夫一個人養。他在工廠打工，每天工作12個小時，沒有任何保險及福利。扣掉300塊的伙食費和32個小時休息費，每月只能拿到1400塊。
比起10年前， 生活變得更糟糕。她的工資從未超過兩千塊，底薪最高的一個月，加班100小時，最終也只能拿到1949塊。物價卻一路飛漲：2000年，100元能買到100斤好大米；2010年，100元只能買到四十多斤普通大米。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計算，10年間，物價總上漲為25.37%。
豬肉漲價後，呂蓮娟便極少吃。前幾天生日，才買了5塊錢豬肉煮白蘿蔔慶祝一番。但她堅持每天煮一個雞蛋給女兒吃，孩子是她通往未來的入場券。她想著，即便沒有儲蓄，沒有保險，有了孩子，她就不至於老無所依。
家裡幾乎沒有電器，那台小小的電視，起初呂蓮娟因為怕浪費電而不願意買，還是在丈夫的堅持下，花上60塊錢在廢品站買來的。
10年來，最大的消費是去年為兒子學英語買的影碟機，花了將近500塊錢。可兒子並不喜歡學英語，影碟機被廢棄在一邊。他想回家了。他懷念在家鄉的河裡恣意游泳，懷念在田野間和小夥伴戲耍。他開始在學校裡結識老鄉、組成陣營，對抗那些欺負人的孩子。他個頭矮小，每天都挨人打，可他總是全力反擊。「打不過也要打」，這是12歲的王大順最新領悟的道理。
呂蓮娟想，這個城市永遠不屬於自己。她也想著回去，可是，老家沒有房，結婚時用的屋子還是借來的，再說，生了第二胎回去還要被罰款。
最近一年，中國從金融危機中恢復過來，又開始了新一輪的民工荒。她就想，現在工廠都缺工人，也許還會有機會呢？
在去與留的徬徨之間，在隨時準備遷徙的不確定之中，在展望未來一片茫然之時，呂蓮娟唯一確定的，就是儘可能節省，最大限度地減少消費。
和老鄉呂蓮娟一樣，30歲的保君在東莞打工10年，也從未在春節返鄉與家人團聚。他是家裡的支柱，每月掙到手的一千多塊錢，除了支付自己的房租、伙食，還要養活老婆及女兒。
「工資越來越少，物價越來越高。城市越來越繁華，可那和我一點關係也沒有。」這是他10年來最大的感受。3000多個日夜裡，他有一半的時間，面對同樣的流水線，重複著同一個動作。有時他抬頭望望周圍，千人一面、整齊劃一，再望望那些轟隆隆的大機器，他覺得，自己已經變成一個機器人。
許多次，他想逃出工廠，去創業，可最終總是以平息衝動、鎮壓慾望收場。要是失去了幾年來的省吃儉用拚命加班才有的小積蓄，一家便淪為赤貧。
最近幾年，這種慾望越來越淡，有時剛泛起一點小漣漪便消失在一潭死水之中，再後來就幾乎不再出現了。
「打工至少能解決溫飽，可它就像一塊雞肋，消耗了我所有的青春，讓我變得越來越膽小，沒有希望，也不敢絕望」。
10年來，如同所有的工廠工人，他要日夜輪班。夜晚工作是他最難受最孤寂的時候，他想像女兒的模樣，鼓勵自己堅持下去。女兒是他惟一的希望，他想把她健康養大，不再讓她出來打工，重複自己的命運。
保君對周圍的環境產生強烈的不信任感。打工10年，東莞仍是陌生。自己不屬於東莞，他覺得把養老金存在這裡，心裡特別不踏實。「以後要辦理轉移，又得一筆路費」，再說，「政府一個字把你卡死了，以前連辦個暫住證都很困難，他們三番兩次把我抓去收容所，然後罰錢。」
「中國的社保像是在搶劫」，保君的不信任感源自日積月累的制度剝奪。2002年以前，廣東地區的外來工如果中斷繳納養老保險，養老保險基金全部歸地方政府所有。在這之後，廣東開始辦理外來工退保業務。如果終止勞動合同，他們能拿回個人繳納的那一部分。學者劉開明推算，2002年到2008年間，廣東從退保外來工收取的養老保險金至少有300億以上。直到2010年，他們才能轉移社會保險關係，而不能退個人所繳金額。
休息的時候，保君偶爾也去南城步行街走走，自己永遠消費不起，只是看著別人消費，幻想自己身著千元西裝，「也有個人樣」。可他不敢往商店多看幾眼，他害怕遇到服務員盯著他的眼神。
閒暇時光，他大多在老鄉范大叔家裡打牌，或是看看電視。可是電視越來越不順眼，他覺得「新聞聯播完全不可信，都是假新聞」。
近幾年來，保君開始上網了，他看到國外的工會為工人爭取利益，羨慕不已，「自己工廠的工會，最多組織大家去看電影。」
「外國工人最苦最累的活，他能買房開車，在中國，打一年工，打10年工，打60年工，還是那個命。」
他指了指身邊 80歲的范大爺。范大爺耳背，沒有任何的保障，靠著57歲的兒子贍養。兒子范大叔進東莞10年來，每天都在城中村穿街走巷，靠拾荒收廢品為生。范大爺呆坐在小凳子上，烤著炭爐度過漫長的冬天。保君覺得他們就是自己在這個城市的未來。「東莞只是一個站台」，他想回去了。
「炒掉東莞，炒掉老闆」，他說。嘴角泛起一絲苦澀的快意。
如果說，廣西老家的山水，仍為保君留一條退路；那麼，對於22歲的孫平來說，廣西老家的山水，只能永遠駐足在童年。
他的父母在東莞打工10年，每隔幾年，就回家蓋一點房子，陸陸續續蓋起一層樓。作為留守兒童，他也每隔幾年就來東莞和父母相聚。18歲那年，他從高中輟學來莞打工。
幾年下來，他輾轉了幾家工廠，「一個地方呆久了，沒機會學東西，就不想呆下去」，相比起金錢，他更看重技能積累。
今年，他回家了一趟，竟覺得「看哪裡都不順眼」。連續幾天，他都感到單調無聊，無所適從，「沒地方可去，一眼望到盡頭」。
在工廠，仍是每天工作12個小時，但孫平並不覺得累。他蝸居在城中村，熱愛城市的繁華。他最大的消費是買衣服，一件幾百塊錢，全是運動品牌。他覺得，唯有穿上時尚品牌，才顯得「整潔」，顯得與這個城市相匹配。
對孫平這一代人來說，很早接觸網絡，打開的是一個全球化的視野，接觸的是世界最主流的敘述：城市化以及消費主義。他們成長的中國，是一個時空混亂的轉型中國，他們從前現代的村野走出來，邁進現代化進程中的血汗積累，消費於後現代的狂歡之中。
18歲的張柱，在一家皮帶廠的流水線。每個月，他最高興的事情就是買衣服，然後和朋友到大型舞廳搖頭晃腦地蹦迪。那是他擺脫機械感的一種方式。他討厭被稱為「農民工」，他說，非得帶「工」字的話，請將他歸類為「員工」。
他在小賣部裡和母親吵了起來。過去10年，他的父親在工廠做保安，母親是清潔工，辛苦攢了3萬塊，回家打個地基就沒了。她希望兒子安心打工，完成全家建房子的心願。「誰想回去住！」張柱厭煩母親的牢騷，他希望母親把錢拿出來，支持他創業。
「他們這一代人，賺一分錢就想把它埋到房子裡面去，我想的是，如何把一分變成兩分。」張柱看人的眼神堅定，毫不閃躲。
張柱利用網絡學習勞動法，看看老闆的行為哪些地方不符合規範，同時還向母親普及法律常識——這也是一個大趨勢。在過去幾年，網絡成為新一代農民工瞭解自身權利、維護自身權益、表達自我的發聲渠道。
2010年5月，廣東南海。一群本田工廠的年輕工人行動起來了，因為不滿過低的工資待遇，罷工抗議，要求與資方談判。工人要求提高工資、改革薪酬機制、改革管理制度。
此後，工人有條件復工，推舉出一位代表，並組成談判代表團。代表團在網絡發出公開信，要求資方同意召開員工大會，要求由一線員工選舉產生工會等，並聲明若得不到滿意答覆，將在3天後再次罷工。他們寫道：「我們的維權鬥爭不僅僅是為了本廠1800個員工的利益，我們也關心整個國家工人的權益，我們希望立下工人維權的良好例子。」
他們以積極的方式，反抗中國勞資雙方的不平等。他們打破了群體的沉默、無力與沉淪。
同年，在富士康，13條年輕的生命從高樓墜下，以死亡表達人生之絕望。他們的悲劇喚起了社會對新生代農民工命運的思考和關懷。而他們，在過去的10年，已經成為中國農民工的主體。
「那些跳樓的人腦子都是漿糊，」孫平譴責自殺的同齡人。然而，和他們一樣，孫平覺得打工幾年，最大的收穫是：現實是殘忍的，金錢是惟一的邏輯。沒有錢，就沒法在這城市立足。
他覺得自己不會一輩子打工，他覺得他能改變命運，雖然暫時還不知道改變的方法。但他確定，他不願再回到農村去了，因為他們和這個飛速發展的國家一樣——「童年的感覺已經消逝了，農村是老一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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