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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一覺打工夢

2011年07月18日

近年來,為了保障和改善農民工的工作、生活境況,保障農民工子女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國家在戶籍制度、最低工資、集體協商談判、社會保障制度等方面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嘗試,也有越來越多的工人聯合起來,集體抗議資方的霸王條款,但對於普通的打工者,面對物價飛漲,城鄉戶籍制度待遇的差異,以及屢屢發生的勞務糾紛,他們的生活與10年之前仍然沒有多大改善。打工至少能解決溫飽,可它就像一塊雞肋,消耗了他們的所有青春,讓他們變得越來越膽小,沒有希望,也不敢絕望。

原地踏步的群體

東莞南城步行街坐落於新城區中心。冬日,這裡行人稀少,各路品牌服飾安靜地陳列在敞亮的商店。巨幅廣告裡,女人裸露出曲線,男人西裝革履,賣弄著慾望與格調。步行街的對面,碩大煙囪兀然聳立,滾滾濃煙扶搖直上。錯亂的時空感。

偶爾,36歲的呂蓮娟會來這裡走走,看著模特身上的時髦服裝,有時也幻想自己穿上的模樣。但也僅是幻想而已。身上的外套,是花32塊錢在地攤上淘來的,已伴隨她度過3個寒冬。

她來東莞10年了。2010年以前,她在東莞南城一家電子廠的無塵室裡,日復一日地擦拭電子零件,悄然消耗著青春歲月。

呂蓮娟是數以億計的中國農民工群體中的一員。過去二十餘年,他們潮水般從各地農村湧向城市,湧向珠三角與長三角地區。他們聚集在城鎮,提供著最低價的服務;他們建造起城市的一磚一瓦;他們進入工廠,推動工業化工程,實現著中國的崛起夢。

1990年代以來,中國政府大力實行的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使中國迅速成為「世界工廠」。各國資本紛紛湧進中國,出口工業企業從珠三角開始發展起來。

這些出口工業的工人絕大多數是農民工。他們吃苦耐勞,夜以繼日出賣著最廉價的勞動,生產各式產品:從玩具、服裝、運動鞋到機械設備、電子產品甚至波音飛機、空中客車的零部件。「中國製造」走出國門,充斥全球市場每一個角落。

2009年,中國農民工達2.3億人,他們之中37.9%從事製造業。這一年,他們登上《時代》週刊年度人物榜。《時代》稱,中國經濟順利實現「保八」,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繼續保持最快的發展速度,並帶領世界走向經濟復甦,首先要歸功於中國千千萬萬勤勞堅韌的普通工人。2010年,中國產業工人再次作為一個群體,登上美國知名雜誌《財智》「全球最具影響力人物」排行榜,被稱為「世界經濟最強大的力量之一」。

1992至2008年,中國貨物出口額增長率高達19.6%,製造業創造了中國GDP總量的1/3。正是中國農民工支撐起中國的經濟奇蹟。

過去10年,「中國模式」開始被討論、被總結、被歡呼、被沾沾自喜。2008年,中國舉辦豪華的奧運會,向世人展現其高大的身軀。2009年,《福布斯》文章稱,廉價產品為中國積累了2萬億美元,中國開始了大規模全球收購行為,令世界驚呼:「中國太有錢了!」

然而,「中國模式」背後的農民工群體,他們的命運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2008年,中國人均GDP 已達3267美元,但最低工資標準的全國平均水平只有687元,約一半農民工的正常工資低於當地最低工資標準。國家統計局的調查顯示:2009年,農民工月平均工資為1417元,但這以超長加班時間為代價——每週工作時間超過勞動法規定的44小時的農民工佔89.8%。6成農民工沒有簽訂勞動合同。多數人沒有社會保障及福利,他們的權利被人為壓低,他們議價的空間被壓縮到最小,他們原子般散落在城市各個角落。

過去10年,這個群體始終伴隨著聳人聽聞的故事:切指斷臂、 跳樓討薪……不斷刷新人們對生活的想像,被關注、被同情;被窺視,被消費。

「東莞在劇變,但我們沒有變,」對於呂蓮娟來說,10年來,工資的增長如逆水行舟,物價的飛漲卻像脫韁野馬,而她搖身變成兩個孩子的母親,生活負擔日益加重。10年前,她和丈夫從廣西桂林的鄉村出發,來到這個世界工廠,埋進轟隆隆的機器聲中,推動這個國家邁向現代化。10年間,世界一日千里,呂蓮娟及所屬的群體,極少數人幸運而艱難地躍進另一個階層;另一些人,卻透支了體力和腦力,帶著一身傷殘,被拋回了農村。而她則如同沉默的大多數,在原點徘徊,接受命運,節衣縮食經營每一個日夜。

被收容的流民

2000年,孩子才滿兩歲,呂蓮娟隨丈夫來東莞打工。當時南城步行街還只是一條臭水溝,要3年以後才建設起來。她在臭水溝旁邊的下潡村住了下來,下敦村的樓房當時還毫無蹤跡,她望著一片矮小丑陋的瓦房,心想,家裡的村莊真是比這裡美多了,只是那裡太窮了。

在廣西灌陽縣江口村,呂蓮娟一家3口人種著6分田,「根本沒法養活自己」,她說。大多數內陸農村遭遇著江口村同樣的貧窮。中國地少人多,人均耕地不到一畝田,實行家庭承包責任制以後,勞動生產率提高,勞動力大量過剩。1997年之後幾年,農產品市場疲軟,銷售困難,農業生產收入連年下降,還得上交各種沉重的稅費。青壯年農民無所事事,過著貧困的日子。

1998年以後,倖免於東南亞的金融危機的珠三角和長三角地帶,承接起產業的轉移。2001年,中國加入WTO,製造基地大量向中國轉移。這一年,日本通產省發表白皮書,將中國稱為「世界工廠」。世界工廠敞開了巨大的勞動力缺口,召喚著貧困的失地農民。2000年,像呂蓮娟一樣在城裡打工的農民工,有1.2億人。

在堂妹的介紹下,呂蓮娟進入東莞新科電子廠,400塊錢包吃包住。丈夫則在家具廠的流水線上,做油漆工人。兩人拿著不到1000元的月工資,花去120塊錢,在村裡租下了一間小房子。下敦村遍地是打工者,夏天夜晚,賣西瓜的小攤販把西瓜切成小片,一晚能賣上兩千片。出租屋擠不下太多人,少年都睡到門口、街上。夫婦倆的小房間只能放下一張小床,勞累了一天之後,他們偶爾躺在床上,暢想著未來。那時,他們還有夢想。

生活的艱辛在於,滿是未知和驚險。那時,每個農民工都要辦理暫住證、就業許可證、外出打工許可證,每年辦理各種卡證要花上三五百元。若是被查出沒有證件,就要被抓到收容所改造勞動。不僅要補辦證件,還要罰款兩百元以上。每一天,治安隊都要到村裡來查證,治安員隨意闖進他們的屋裡,搜查、抓人。一些孩子躲在窗簾後,他們連同窗簾一起扯下來。

呂蓮娟夫婦老老實實辦證交費,提心吊膽,總算平安度過那幾年。可她的老鄉則沒那麼幸運——保君三度被抓進收容所,譚大哥掏出暫住證,治安員接過後就將之撕成兩半。孫大叔因為操著和打架者同樣的口音,也莫名其妙被抓進收容所,不僅罰款兩百,還要被懲罰掃地、洗被子。

儘管早在2001年,有關部委便聯合發出通知,規定2002年3月1日,取消暫住費等不合理收費,然而,撼動限制著農民工流動自由的制度沉痾,則要等到兩年之後,一名大學生的悲慘死亡。

2003年3月17日晚,這名大學生走在廣州街頭,他因沒有暫住證,被廣州市黃村警方抓走。在收容所,他被腳踢拳打、肘擊棍捅,3天後,死於救治站。

事件經《南方都市報》曝光後,民眾憤怒聲討,3名博士、5名學者上書全國人大常委會,認為收容遣送辦法中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規定,與我國憲法和有關法律相牴觸,應予以改變或撤銷。6月,實行了21年之久的《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被國務院廢除。

大學生的墓誌銘寫著:以生命為代價推動中國法治進程,值得紀念的人——孫志剛。

艱難漲薪

2004年春節剛過不久,廣東、福建、浙江等沿海地區開始出現「民工荒」。由於農副產品價格上漲,一些農民工選擇在家務農,不願回到工廠,不願繼續忍受惡劣的工作條件。
這一年,國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發表《關於民工短缺的調查報告》稱,珠三角地區12年來月工資只提高了68塊錢,外來工月薪在600左右,長三角地區略高。工資不僅超低,需要以加班來獲取,還常被拖欠。政府工程是拖欠工人工資的最大禍首,僅2001年各級政府拖欠的工程款就高達660.75億元。中華全國總工會數據顯示,到2003年,全國各行業共拖欠農民工工資1000億元。

他們幾乎沒有任何社會保障及福利,直至「民工荒」的那年春天,農民工成為勞動力市場上的「緊俏商品」之後,政府才敦促企業為農民工支付法定的社會保險。

次年初,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研究部發佈報告稱,未來幾年,中國需要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創造將農民工轉化為穩定的城市產業工人和市民的制度環境。

2004年,因為缺工,呂蓮娟成了新科電子廠的正式員工。她有了工資卡。9月,她的底薪為440塊,加班114小時,再扣除16塊錢綠化費,最終能拿到1179塊錢。兩個月後,她開始有了養老保險。這突然的改善讓她開心了好一陣子。

每一天,她6點鐘起床,在6:50之前趕到無塵室的流水線上,開始清理磁頭,到了下班,通常已是晚上七八點,天已經完全黑了——她難以見到廠外的太陽。每一天都累得腰酸胃痛,可她心甘情願地忍受這一切,賺錢的唯一辦法是,加班、再加班。

此後幾年,工資緩慢提升著,直到2008年,新勞動法出台,底薪才被提到815塊錢。這一年施行的《就業促進法》規定,農村勞動者進城就業享有與城鎮勞動者平等的勞動權利。農民工的平等就業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同年,國務院加設新的辦事機構——農民工工作聯席會議辦公室,專責處理農民工事務。

好景不長。9月,金融危機暴發了。押寶於出口導向的沿海中小企業紛紛倒閉,2500萬農民工失去工作。他們大多數沒有得到任何補償,默默返鄉,或是往其他地方遷徙。

呂蓮娟所在工廠也遭到金融風暴的襲擊。2009年開始,工廠不再讓她加班。賺不到更多錢,她也「跟著感覺走」,跟著其他工人消極怠工,在正常上班時間,故意放慢速度,或者乾脆站著不干活。

當不滿情緒向生活蔓延之時,新的生命悄然降臨。2009年6月,肚子裡的小女孩已經4個月大了,呂蓮娟忐忑不安地辭掉了工作。她想起那個挺著大肚子上班的工友,竟然生下一個渾身烏黑的嬰孩,那孩子不久之後就死去了。4年前的一個早晨,她剛去上班,因為吸入過量消毒水,暈倒了。之後住院四十多天,除了醫療費,呂蓮娟沒有得到任何補償。她經常頭痛,她想那也許是工作落下的後遺症。

呂蓮娟孤獨地面對農民工群體共同的問題。他們不僅經常面臨工傷的危險,還佔據著90%職業病患者份額。有害的工作環境正在奪走這些他們賴以生存的最基本的資源,患上職業病似乎是家常便飯,維權卻是舉步維艱。

2009年,患肺塵病的河南工人張海超在維權無門後,只能跑到醫院,「開胸驗肺」,才最終引起關注,獲得賠償。職業病頑固的維權之門,因為一個農民工的悲愴之舉,才艱難地得以開啟。

無力消費

呂蓮娟一家四口擠在下敦村一個小單間裡,兒子睡一張床,她和丈夫、小女兒擠一張。小女孩總是哭鬧,鼻涕滴答。沒有衣櫃,衣服都掛在兒子的床尾。房租一直漲,她在村裡輾轉換了幾個住處。這個幾平米的小單間,一個月要花去300塊錢。

陽台用鐵皮遮頂,鐵皮挖出一個洞,讓陽光透進這個潮濕的小房間。陽台一端用來做飯,一端是衛生間。下雨時,她就把小煤氣爐拖進房子,在地上做飯。

兒子王大順是去年接過來的。過去10年間,他都隨著外婆留在老家。為了省去春運的費用,夫婦倆也從未回家過年——來回的車費要700塊錢 ,是平常的兩三倍,過一次春節,要花去一兩個月的工資。如今兒子長大了,外婆漸漸管不住他。呂蓮娟害怕他像村裡其他留守兒童,去網吧上網,沉迷於遊戲,或是像那個14歲的孩子,吸毒過量而死於非命。

因為戶籍制度,農村戶口的王大順沒法享有城市的義務教育。到了東莞,他只能在附近的農民工子弟學校就讀。一年的學費將近5000塊,她退回來的社保金,只夠支撐他讀兩年書。

辭去工作後,一家四口都要靠丈夫一個人養。他在工廠打工,每天工作12個小時,沒有任何保險及福利。扣掉300塊的伙食費和32個小時休息費,每月只能拿到1400塊。

比起10年前, 生活變得更糟糕。她的工資從未超過兩千塊,底薪最高的一個月,加班100小時,最終也只能拿到1949塊。物價卻一路飛漲:2000年,100元能買到100斤好大米;2010年,100元只能買到四十多斤普通大米。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計算,10年間,物價總上漲為25.37%。

豬肉漲價後,呂蓮娟便極少吃。前幾天生日,才買了5塊錢豬肉煮白蘿蔔慶祝一番。但她堅持每天煮一個雞蛋給女兒吃,孩子是她通往未來的入場券。她想著,即便沒有儲蓄,沒有保險,有了孩子,她就不至於老無所依。

家裡幾乎沒有電器,那台小小的電視,起初呂蓮娟因為怕浪費電而不願意買,還是在丈夫的堅持下,花上60塊錢在廢品站買來的。

10年來,最大的消費是去年為兒子學英語買的影碟機,花了將近500塊錢。可兒子並不喜歡學英語,影碟機被廢棄在一邊。他想回家了。他懷念在家鄉的河裡恣意游泳,懷念在田野間和小夥伴戲耍。他開始在學校裡結識老鄉、組成陣營,對抗那些欺負人的孩子。他個頭矮小,每天都挨人打,可他總是全力反擊。「打不過也要打」,這是12歲的王大順最新領悟的道理。

呂蓮娟想,這個城市永遠不屬於自己。她也想著回去,可是,老家沒有房,結婚時用的屋子還是借來的,再說,生了第二胎回去還要被罰款。

最近一年,中國從金融危機中恢復過來,又開始了新一輪的民工荒。她就想,現在工廠都缺工人,也許還會有機會呢?

在去與留的徬徨之間,在隨時準備遷徙的不確定之中,在展望未來一片茫然之時,呂蓮娟唯一確定的,就是儘可能節省,最大限度地減少消費。

人,變成機器人

和老鄉呂蓮娟一樣,30歲的保君在東莞打工10年,也從未在春節返鄉與家人團聚。他是家裡的支柱,每月掙到手的一千多塊錢,除了支付自己的房租、伙食,還要養活老婆及女兒。

「工資越來越少,物價越來越高。城市越來越繁華,可那和我一點關係也沒有。」這是他10年來最大的感受。3000多個日夜裡,他有一半的時間,面對同樣的流水線,重複著同一個動作。有時他抬頭望望周圍,千人一面、整齊劃一,再望望那些轟隆隆的大機器,他覺得,自己已經變成一個機器人。

許多次,他想逃出工廠,去創業,可最終總是以平息衝動、鎮壓慾望收場。要是失去了幾年來的省吃儉用拚命加班才有的小積蓄,一家便淪為赤貧。

最近幾年,這種慾望越來越淡,有時剛泛起一點小漣漪便消失在一潭死水之中,再後來就幾乎不再出現了。

「打工至少能解決溫飽,可它就像一塊雞肋,消耗了我所有的青春,讓我變得越來越膽小,沒有希望,也不敢絕望」。

10年來,如同所有的工廠工人,他要日夜輪班。夜晚工作是他最難受最孤寂的時候,他想像女兒的模樣,鼓勵自己堅持下去。女兒是他惟一的希望,他想把她健康養大,不再讓她出來打工,重複自己的命運。

保君對周圍的環境產生強烈的不信任感。打工10年,東莞仍是陌生。自己不屬於東莞,他覺得把養老金存在這裡,心裡特別不踏實。「以後要辦理轉移,又得一筆路費」,再說,「政府一個字把你卡死了,以前連辦個暫住證都很困難,他們三番兩次把我抓去收容所,然後罰錢。」

「中國的社保像是在搶劫」,保君的不信任感源自日積月累的制度剝奪。2002年以前,廣東地區的外來工如果中斷繳納養老保險,養老保險基金全部歸地方政府所有。在這之後,廣東開始辦理外來工退保業務。如果終止勞動合同,他們能拿回個人繳納的那一部分。學者劉開明推算,2002年到2008年間,廣東從退保外來工收取的養老保險金至少有300億以上。直到2010年,他們才能轉移社會保險關係,而不能退個人所繳金額。

休息的時候,保君偶爾也去南城步行街走走,自己永遠消費不起,只是看著別人消費,幻想自己身著千元西裝,「也有個人樣」。可他不敢往商店多看幾眼,他害怕遇到服務員盯著他的眼神。

閒暇時光,他大多在老鄉范大叔家裡打牌,或是看看電視。可是電視越來越不順眼,他覺得「新聞聯播完全不可信,都是假新聞」。

近幾年來,保君開始上網了,他看到國外的工會為工人爭取利益,羨慕不已,「自己工廠的工會,最多組織大家去看電影。」

「外國工人最苦最累的活,他能買房開車,在中國,打一年工,打10年工,打60年工,還是那個命。」

他指了指身邊 80歲的范大爺。范大爺耳背,沒有任何的保障,靠著57歲的兒子贍養。兒子范大叔進東莞10年來,每天都在城中村穿街走巷,靠拾荒收廢品為生。范大爺呆坐在小凳子上,烤著炭爐度過漫長的冬天。保君覺得他們就是自己在這個城市的未來。「東莞只是一個站台」,他想回去了。

「炒掉東莞,炒掉老闆」,他說。嘴角泛起一絲苦澀的快意。

回不去的故鄉

如果說,廣西老家的山水,仍為保君留一條退路;那麼,對於22歲的孫平來說,廣西老家的山水,只能永遠駐足在童年。

他的父母在東莞打工10年,每隔幾年,就回家蓋一點房子,陸陸續續蓋起一層樓。作為留守兒童,他也每隔幾年就來東莞和父母相聚。18歲那年,他從高中輟學來莞打工。

幾年下來,他輾轉了幾家工廠,「一個地方呆久了,沒機會學東西,就不想呆下去」,相比起金錢,他更看重技能積累。

今年,他回家了一趟,竟覺得「看哪裡都不順眼」。連續幾天,他都感到單調無聊,無所適從,「沒地方可去,一眼望到盡頭」。

在工廠,仍是每天工作12個小時,但孫平並不覺得累。他蝸居在城中村,熱愛城市的繁華。他最大的消費是買衣服,一件幾百塊錢,全是運動品牌。他覺得,唯有穿上時尚品牌,才顯得「整潔」,顯得與這個城市相匹配。

對孫平這一代人來說,很早接觸網絡,打開的是一個全球化的視野,接觸的是世界最主流的敘述:城市化以及消費主義。他們成長的中國,是一個時空混亂的轉型中國,他們從前現代的村野走出來,邁進現代化進程中的血汗積累,消費於後現代的狂歡之中。

18歲的張柱,在一家皮帶廠的流水線。每個月,他最高興的事情就是買衣服,然後和朋友到大型舞廳搖頭晃腦地蹦迪。那是他擺脫機械感的一種方式。他討厭被稱為「農民工」,他說,非得帶「工」字的話,請將他歸類為「員工」。

他在小賣部裡和母親吵了起來。過去10年,他的父親在工廠做保安,母親是清潔工,辛苦攢了3萬塊,回家打個地基就沒了。她希望兒子安心打工,完成全家建房子的心願。「誰想回去住!」張柱厭煩母親的牢騷,他希望母親把錢拿出來,支持他創業。

「他們這一代人,賺一分錢就想把它埋到房子裡面去,我想的是,如何把一分變成兩分。」張柱看人的眼神堅定,毫不閃躲。

張柱利用網絡學習勞動法,看看老闆的行為哪些地方不符合規範,同時還向母親普及法律常識——這也是一個大趨勢。在過去幾年,網絡成為新一代農民工瞭解自身權利、維護自身權益、表達自我的發聲渠道。

2010年5月,廣東南海。一群本田工廠的年輕工人行動起來了,因為不滿過低的工資待遇,罷工抗議,要求與資方談判。工人要求提高工資、改革薪酬機制、改革管理制度。

此後,工人有條件復工,推舉出一位代表,並組成談判代表團。代表團在網絡發出公開信,要求資方同意召開員工大會,要求由一線員工選舉產生工會等,並聲明若得不到滿意答覆,將在3天後再次罷工。他們寫道:「我們的維權鬥爭不僅僅是為了本廠1800個員工的利益,我們也關心整個國家工人的權益,我們希望立下工人維權的良好例子。」

他們以積極的方式,反抗中國勞資雙方的不平等。他們打破了群體的沉默、無力與沉淪。

同年,在富士康,13條年輕的生命從高樓墜下,以死亡表達人生之絕望。他們的悲劇喚起了社會對新生代農民工命運的思考和關懷。而他們,在過去的10年,已經成為中國農民工的主體。

「那些跳樓的人腦子都是漿糊,」孫平譴責自殺的同齡人。然而,和他們一樣,孫平覺得打工幾年,最大的收穫是:現實是殘忍的,金錢是惟一的邏輯。沒有錢,就沒法在這城市立足。

他覺得自己不會一輩子打工,他覺得他能改變命運,雖然暫時還不知道改變的方法。但他確定,他不願再回到農村去了,因為他們和這個飛速發展的國家一樣——「童年的感覺已經消逝了,農村是老一輩的事。」

本文轉載自《南方人物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