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p to content Skip to navigation

多元化的價值評價體系和我們選擇的權利——從《零八憲章》所想到的

2012年11月26日

我有位朋友,他在市區某寫字樓的20層上開了家咖啡館,不做任何的廣告宣傳和商業策劃,也不招待任何的生客,來他店裡的,都是他以前舊址的熟客和他們帶來的兩三知己。他說,他想做的就是一個與熙熙攘攘的鬧市區格格不入的一個隱逸靜謐的私人空間,他喜歡朋友們來到他的咖啡館裡,聽著八十年代的懷舊老歌,看著牆上奈良美智的畫作,品上一杯他獨家製作的咖啡,跟他聊聊政治、理想和人生等等,在感官盛宴裡忘記生活的煩惱和憂愁。

有一天我們談到人權問題,我問他:作為一個社會人來說,最應該享有的權利是什麼?他想也沒想就說,中國政府喜歡說生存權,但其實生存權本是人最基本的底線權利,而這種權利是有沒有政府人民都必須享有的,每一種生物其實都有生存的權利,而政府需要保障的,是人的選擇權。比如說,人應當有合法選擇自己居住城市的權利,但中國的戶口制度沒有對此做出保障;人應當有公平享有醫療產品和醫療保障的權利,但中國的醫療改革還只是停留在“做個樣子”的階段;人應當享有公平地選擇自己喜歡的大學接受自己想要接受的教育的權利,但是中國的高考制度所帶來的,只有學生那承載壓力越來越大的背部,越來越深的眼鏡度數,越來越高漲的厭學情緒和越來越少的創新性學術成果。

我深以為然。

學生,復旦大學校園。 2007年3月25。攝影:Rose Graham

以教育為例說,首先學生沒有選擇權,他們從踏入學校的大門開始,就被扔到了鬥獸場上,每天都接受著“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定勢思維灌輸,使得他們不得不把分數、成績和考試名次作為衡量自己學習能力和學習效果的最重要標準,也使得他們內心充滿了一種“考得不好,我就會失去一切,因為我辜負了父母和老師的期望,也沒有證明自己的優秀”的不安全感,更使得他們很多時候有一種“碾碎別人就意味著自己的成功”的思維方式,因為對他們只有一種選擇,只有一條路能讓家長覺得這些年的學費沒有白交,這麼些年的投資沒有白費,即高考(無論是中國高考還是SAT)——接受更高等教育。其實接受更高等教育本身沒有錯,但是問題是大家習慣了用“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思維方式來評價社會公眾,不知不覺這就形​​成了對教育層次較低者的歧視與偏見。而真相是,這個社會其實就像人體一樣,需要大腦也需要軀幹,社會需要高學歷人才,也需要人們對那些普通工人和農民同等的尊重。而當這樣的社會只有一條道路、一種選項被人們廣泛接受和認可的時候,人們便本能地用等級來衡量人了。同樣地,在很多初高中學校裡,為了保證升學率,成績好的會被安​​排在“重點班”進行培養,成績不好的會在“普通班”進行培養,日復一日地被一元標準衡量的學生當然也有極大的可能性使用一元標準去衡量社會人,如此往復,便會形成惡性循環。

其次是老師沒有選擇權,灌輸課本知識和考試技巧成為他們工作的主要組成部分,高考單一的評價體系使得整個系統都不在乎學生的內在價值、品格,長處和特性,因材施教成為中國初高中教育界眼中的空中樓閣,老師的主要工作並非“傳道授業解惑”,而是把知識灌輸給學生,教他們如何考個好分數上好學校。而學校重點班和普通班的劃分,也隱性帶來了老師的競爭,“好老師”可以教重點班拿更多的錢,“差老師”就只能教普通班拿更少的錢。從這個角度剖析初等教育,就不難發現它完全淪為了產業化或者商業化的附庸。而教育產業化作為中國教育唯一的選項,對中國真的有利嗎?我覺得恰恰相反,這從本質上違背了教育的目的和意義。

再次是校長沒有選擇權,學校的好壞是由學生的高考或中考成績決定的,學生成績越高,家長越願意把孩子送到這樣的學校,這樣的學校越有可能有好生源,好生源又會影響到來年的高考成績,學校的“業績”會吸引更多的“好學生”想上“最好”學校的“重點班”,而成績差的學生,只能上“最差”學校的“差班”,如此循環往復,中國的學校便成了詮釋馬太效應的最佳案例。

高考制度有如此之多的弊端,命題死板僵化偏記憶而不重創新,使得學習過程呆板枯燥“填鴨式”而不重啟發,但最重要的是人們還是相信,這是改變人生命運的一個轉折點,一個“鯉魚跳龍門”的最佳機會,並且整個社會都在為之緊張不安——警車為其開道;家長擁擠著站在校門口等待學生考完;媒體報導;政府官員巡視。其實,說到底這只是一場考試而已,但是由於它決定了考生的未來和命運,所以不得不被強加了太多的意義,也被賦予了太高的、超越了本身價值的社會重視程度。單單這一項評價標準,就幾乎決定著受教育者能否拿到中國高等教育學府的門票和拿到一張“含金量”多高的門票。

但是教育部沒有提供選擇權,因為人們還是習慣於承認“這是中國現有的最公平的製度”,於是所有的問題,在“公平”的大旗下,便不再嚴重到值得去改革,或者說花血本去改革(因為不排除年年“換湯不換藥”的改良)。而另一方面,本質上的改革也牽涉到各個利益相關方,比如說每年靠著高額家教費用作為灰​​色收入的“特級教師”們,或是用“國家利益”作為擋箭牌把性別差異列入招生門檻的教育部,以及高校招生中的利益既得者和利益相關​​方等等所形成的龐大的利益鏈條,與其讓教育部冒險割肉流血改革尋求更優解,從而可能產生更多的質問和懷疑,監督和民眾審查甚至威脅到其權威性和把控力,得不償失,還不如因循守舊,“求穩務實”。

但是把其他選項統統排除是一種對複雜問題的“一刀切”,其實質只是一種對人性的壓抑,而這樣的壓抑勢必最終會導致更多的問題,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不只是教育一個方面的問題。

而這樣的問題就都反映為民眾內心深處的不安全感。民眾沒有選擇權,沒有第二選項,於是在唯一選項的執行中,他們就會時不時捫心自問:真的好嗎?有效嗎?值得嗎?對嗎?而唯一選項的執行結果,往往只能讓少數人滿意,答案帶來的更多的是恐慌和不安全感,或是逃避和脆弱地選擇妥協。於是這引發了社會人的反思:什麼樣的人最有選擇權,或者說什麼人才有最多的選項?反思的結果有二:一曰有錢,“有錢能使磨推鬼”,可見選擇範圍之大;二曰有權。這就是為什麼政府官員,尤其是貪官內心充滿了不安全感,他們無限制地撈金撈銀,無非就是害怕哪天沒有了權力的光環籠罩,也沒有了金錢護身,他們便和普通人一樣沒有了選擇權。當大家開始把價值體系構建在權力爭奪和財富佔有上,並把它們作為主流價值觀來引導和實踐的時候,這個社會怎能不生病?

回到開頭,我那位咖啡師朋友,同時也是一個地道的“小政府大市場”自由主義者,他覺得一切都應該從市場化的角度來解決,大學應該自主命題招生,其學術成果直接導向其生源優劣,其不同的學校不同的特長應該吸引不同才能的人才,招生、教學與學術成果三者相輔相成,大學自己決定招收標準,腐敗會長期影響其學術成果和學校名聲。醫療民營化、透明化、市場化,使得治療水平差、服務差和醫療道德不過關的醫院被淘汰。而戶口制度他覺得應當廢除,因為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應當有權利選擇自己的居住地。在他的理解下,暫住證和簽證沒有任何的區別,而號稱主權不可侵犯的中國政府,時時刻刻在用“簽證”制度分裂著祖國。

在這個年代,他這樣的人還是經常被人當成異類或者“瘋子”,因為人們不能接受一個做咖啡的竟然不想著怎麼去賺更多的錢,開更多花哨的店,僱更多的員工,謀更多的利益,接待權錢之輩如同孝敬自己家長輩,整天就想著咖啡、政治和人生。他說他無非只是想把自己對於咖啡的理解詮釋到咖啡的製作中去,就做些簡單地道、獨特而又富有個人藝術哲學色彩的純粹咖啡,並且可以和三五知己一起聊聊自己感興趣的話題而已。但是這個社會單一的個人價值評價體系,並不十分尊重他這個“異類”,我們過於習慣去渲染富豪的輝煌和政治家的社交圈子,而不擅於去關心真正關係到我們這個社會變遷的每一個特別的個體。

我朋友一再強調這些是不用威脅到政權的簡單易行的事情,但我覺得恰恰相反,因為這些所謂“市場化改革”的前提雖然的確不要求政體的變遷,但是卻要求既得利益者放棄手中巨大的利益去實施改革,這太理想化了。因為一旦他們放棄手上的利益,便意味著要承擔放棄利益後改革的責任,適應改革中不可避免的責難,權威和控制力下降的“不安全感”。對於他們來講,成本太高、收效未知、利益喪失,不太合算。他覺得言論自由是一個相對高級的權利,但我卻覺得恰恰相反,一個成熟的社會,首先是應當允許、包容並且樂意彰顯那些和主流價值觀不盡相同但生活精彩的人,並且對於所謂的&ldquo ;第二種觀點”持同樣的態度的。就好像一個成熟的人並不害怕別人的責難,因為他有自己的價值取向,也有對誠實的指責包容並且積極尋求改正的品質,而這並不代表這個人並沒有缺點,或者通過這個過程就會變得完美無缺。社會也是一樣。如果言論都不自由,如果大家對同一事件只能抱有“只能接受現有的”態度,那這個社會永遠都是個自我膨脹的危險體。

讀完《零八憲章》,一開始我是對劉曉波嗤之以鼻的,和某些學者一樣,我覺得這個憲章無非是對人權和民主的呼籲,太理想化太啟蒙化,缺乏可行性和實用價值。但回頭看看,《零八憲章》的發布,其意義大於本身條款,因為這恰恰是對選擇權的捍衛,即有人試著給社會從政治層面提出了第二個選項,這本身是令人敬佩的。至於這第二個選項本身是對是錯,是好是壞,本身就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立場不同的角度,一定會有不同的分析。而我覺得不管言論是對是錯,不代表其言論本身的發布和公開不值得被討論或是被保護。而出現了不同的想法,是應該去保護去探討,還是去打壓去封鎖,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執政黨的成熟程度和是否有安全感。如果有一個可能威脅到自己的言論出現就去封鎖打壓和消滅,恰恰會使人想到“此地無銀三百兩”的故事。

而劉曉波的被捕,也充分證明了選擇權與言論自由的關係。也許《零八憲章》的確煽動了部分人,但是我們有沒有反思過:為什麼人會這麼容易被煽動,為什麼政府這麼怕人民被煽動?我覺得問題的根源還是出在言論不自由上,大家對言論沒有選擇權,向來只有政府的那一套說辭,這反而會本能地刺激民眾對“陰謀論”的興趣,這時候只要有一個人提出了一個和政府對立的觀點,大家都會因為其與主流觀點不同而本能地去接近;但試想,如果有五種與主流觀點不同的言論,並且每種言論都有它自身的依據,人還那麼容易被煽動嗎?如果大家都在為政府的改革出謀劃策,政府也不搞“防民之口甚於防川”這一套,大家還會輕易地被別人的言論煽動嗎?我覺得反而不會。

學生在上課上,北京。 2011年2月1。攝影:匿名

我覺得中國社會問題的本身不是走哪條道路的問題,也不是共產黨對與不對的問題,而是我們是否始終固執地認為我們的社會只有一種言論、一個聲音、一種解決辦法、一元的社會規範並且會一直這麼延續下去。能改善這個社會的方式有很多,人權維護到最後還是應該歸結為人民的不安全感,人權問題的產生到最後還是得歸結成政黨的不安全感,而此時中國政府延續了幾千年封建王朝的慣例,把自己放在了社會等級制度的製高點,這樣的定位偏離便導致了政黨想要控制和操縱人民的想法和意見,把自己偽裝成一個高大全的形象。而結果適得其反,既不能製止不同言論的誕生,也讓民眾的不安全感加劇,從而自己的不安全感加劇,於是更加想要控制和操縱,形成新一輪的惡性循環。我覺得,從政府的角度上來考慮,如果僅僅因為有不安全感就感到威脅而急著去消滅或者鎮壓恰恰會取得適得其反的效果,而如果政府真正定位好自己的政治角色和社會角色,從一個“統治者”,轉變成一個真正的“服務者與領導者”,也許情況會大不相同。而當我們看到並且努力為社會價值多元化付出,總有一天我們也會發現,我們的安全感不用依賴於一個沒有安全感的政府,而一個相對成熟的政府也不會因為我們中間有&ldquo ;第二種”“第三種”……聲音的出現和公開而持續擔心社會動盪與政治變遷。

 

(筆者為“九零後”,一個對人權問題和中國法律感興趣的“九零後”。)

蔣無忌,一個對人權問題和中國法律感興趣的90後。